智能汽车交通事故侵权不同于传统汽车,因为智能汽车拥有多种驾驶模式,不同的驾驶模式对应的不同的驾驶环境,在遇到交通事故时,不同的驾驶环境又对应不同的侵权主体,不同的侵权主体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智能汽车在运行过程中通过深度学习和大数据分析等功能自动设置偏好于驾驶员的驾驶习惯,从而改变设计者最初的设计逻辑,导致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很难找寻事故结果与设计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而影响《产品质量法》关于该类汽车缺陷的认定。同时也影响《道路交通安全法》在处理智能汽车案件时的逻辑路径,因为该法律规范的内在理路在于找寻机动车本身危险与责任赔偿之间的关联。因此,研究智能汽车交通事故侵权的核心不在于找寻责任主体,而在于选择合适的请求权基础。笔者在行文时,以智能汽车交通事故责任承担问题为研究起点,探寻该类侵权的理论溯源和实践来源。结合机动车传统交通事故处理规则,以智能汽车在该类侵权中所凸显的特征,分析传统规则在智能汽车法律地位的认定以及平衡和解决不同法律规范适用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境。进而在责任差异化的基础上界定智能汽车交通事故侵权的请求权基础范围,并结合我国法学界和实务界目前关于此类侵权存在的理论争议,厘清不同法律规范在适用中存在的实践矛盾点和理论契合点。进而得出,智能汽车在低级驾驶模式下,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在高级驾驶模式下适用《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但传统的交通事故法律规范并不包含针对智能汽车而设置的专项商业保险,因此智能汽车交通事故规则应该添加特别险使该规则更为完善,具体做法是根据我国北京、上海、深圳、重庆等城市设置的有关智能汽车500万元的保险赔付数额,可以在此基础上结合智能汽车不同驾驶模式分别设置等差保险数额。但参照适用只是暂时性策略,我国应加快智能汽车领域的立法,使智能汽车交通事故案件得到真实、有效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