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置权制度作为一项法定担保物权,被规定于我国《物权法》等法律之中,一般认为留置权有民事留置权与商事留置权之分。通说认为,我国《物权法》第231条以“但企业之间留置的除外”的形式规定了商事留置权。与民事留置权相比,商事留置权在主体、留置物与债权关系等方面均有所改变,体现了商事行为与普通民事行为不同的特点。首先,其主体被限定为“企业”,而民事留置权对此并无特殊限制,这一规定将普通民事主体排除在了商事留置权适用主体之外,区分了民事留置权与商事留置权不同的适用场景。其次,商事留置权并不要求债权人所留置之物与债权具有同一法律关系,即对民事留置权所强调的同一法律关系的突破,该规定体现了商事法律对效率原则的特别追求。最后,商事留置权一般被用于因商行为所发生的法律关系中,并不能仅因主体为企业,而放弃民事留置权的适用。由于我国采用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且只以但书的形式对商事留置权做出了规定,所以我国在商事留置权的实际适用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与可完善之处。笔者通过日常工作并结合所学,认为商事留置权在主体范围、同一法律关系的豁免、留置物权属等方面存在着待完善之处,例如“企业”一词并未能准确界定商主体之范围,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各类商主体众多,而非企业类商主体因未在法律规定的适用范围内,无法获得商事留置权制度的保护。又如商事留置权制度不要求留置物与债权具有同一法律关系,但也并未对此有明确的解释,导致商事留置权制度存在着被扩大使用的风险。最后,在留置物权属问题上,商事留置权制度对于债权人所留置之物的权属也未能作出细致的规定。当然,我国民事留置权制度也存在这一问题。即债权人所留置财产可否为他人所有,而仅为债务人所占有之物。对这一问题的较为模糊的规定,也导致了在实际适用中产生了不同法院不同裁判观点的问题。鉴于以上问题,笔者尝试通过整理分析现有学术观点,结合已有的司法判例,并加之平时的工作经验,对我国商事留置权制度进行研究。本文以我国商事留置权制度为研究对象,从商事留置权的构成要件着手,分析总结我国商事留置权制度的现存问题,并结合思考提出完善之建议。本文除导言和结语之外,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我国商事留置权的构成要件入手,从主体、客体以及同一法律关系方面分析该制度目前在理论规范及实务裁判中存在的问题。第二部分,以商事留置权主体要件为主要内容,结合学说分析目前采用的“企业”一词的合理性,然后通过比较法视角,学习国外对商事留置权主体的具体规定,最后笔者认为对于商事留置权主体,不应仅用“企业”简单概括,而应结合营业性与营利性,具体分析是否适用商事留置权制度。第三部分,以商事留置权的客体为主要内容,以客体种类与客体权属为角度,分析我国目前关于客体种类与权属的学说,并通过简单的域外立法例的学习,认为我国目前的商事留置权客体应将有价证券纳入其中,而将不动产排除在外。此外,商事留置权客体原则上应为债务人所有之物,当留置权人为善意时,可通过善意取得制度对第三人所有之物行使商事留置权。第四部分,以商事留置权的同一法律关系为角度,首先厘清牵连性向同一性转变的历史沿革,并阐述转变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然后通过学说分析与立法例的学习,逼着认为我国应对债权与留置物关系采取一般关联性标准。同时对商事留置权中债权产生的基础与留置物的占有取得方式进行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