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很多着眼于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经济后果的研究,Dou(2016)认为由于管理层在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下与之形成利益一致的联盟,使得管理层以最大化股东利益为目标,从而使得盈余管理的动机被降低。国内学者姜付秀等(2015)以股权分置作为提升股票流动性的外生事件,发现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显著降低控股股东私利行为,提升企业业绩;陈克兢(2018)基于盈余管理视角发现退出威胁可以有效减少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非控股大股东相较于小股东来说有更强的收集企业信息的动机,因此他们代表了具有信息优势的投资者。这使得非控股大股东卖出股票会传递出企业价值被高估的可信信号,企业股价随之降低。这是控股大股东与管理层都不愿看到的,从而促使控股股东管理层与非控股大股东形成利益联盟。这样的利益联盟往往使得企业价值得到提升,这也展现了退出威胁的治理效应。虽然学界对于退出威胁的经济后果有很多探讨,但对于退出威胁是否利于企业创新,以及其相应的作用机制和作用条件,过往的文献中鲜有探讨。故本文的目的在于将退出威胁治理效应的研究拓展至企业创新领域。从战略角度出发,创新是企业立足于国际市场的基石,是保持竞争力的源泉(Porter,1992)。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创新在公司层面与国家层面都是不可或缺的(秦华英,2018;张继德等,2018),从企业价值的角度出发,退出威胁的治理效应很可能影响企业创新的意愿以及真实创新。由于真实创新会耗费企业大量资源,为了安抚实施退出威胁的非控股大股东,管理层与控股股东可能存在向外发布企业创新意图但并不进行真实创新的行为,因此针对管理层和大股东的退出威胁能为企业带来的仅仅是创新意愿还是真实创新有待进一步探讨。非控股大股东由于自身专业背景所限,未必能理解企业的创新,而分析师作为具有专业背景的信息解释者其发布的分析师研究报告能使得非控股大股东较好的理解企业创新,进而在退出威胁机制的作用下进一步促进企业的真实创新,促进企业创新意图向真实创新的转化。故本文将对分析师作为信息解释者在这一转化过程中的作用进行研究。本文研究发现(1)“退出威胁”能够缓解委托代理问题,一方面加强了企业创新意愿,一方面促使企业进行真实创新行为。进一步佐证了“退出威胁”的治理效应。在大样本回归中对产权性质分组后发现民营组“退出威胁”对创新意愿和真实创新行为的回归系数显著,在国有组回归中并不显著,说明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如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由国家进行CEO的任免等)使得非控股大股东在国有企业中并没有实质的控制权(2)企业创新通常专业化程度高,大部分普通投资者并不具备理解企业创新实质内容的知识储备,非控股大股东也不例外,虽然在对2012~2018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共16218个样本的实证研究中并没有发现非控股大股东由于自身局限性阻碍企业创新的迹象,但是当加入分析师作为“信息解释者”进一步缓解管理层和非控股大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后,“退出威胁”具有促使创新意图向创新行为转化的治理效应。(3)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在业绩薪酬敏感度高的企业中“退出威胁”的治理效应更强,说明当管理层利益与业绩相关度越高受到非控股大股东的监管与控制力度就越强。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拓展了对退出威胁经济后果的研究,对退出威胁在企业创新中的作用机制与条件进行了探讨。其次,目前研究企业创新的文献中,对于企业创新意图的衡量主要是通过研发费用等定量指标,本文首创性地运用LDA模型对分析师调研报告进行分析,通过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对企业创新意图进行衡量。这样做不仅将分析师作为缓解信息不对称的机制引入到回归模型中,而且由于调研报告的及时性与低成本使得这一指标相对于传统定量指标更具先导性和时效性。在丰富了大股东治理研究的同时,对机器学习算法与会计理论研究的结合做出了成功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