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古典社会学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但是,学界对涂尔干理论关注较多的是其结构主义视角及实证主义方法论,而对其理论中的文化维度有所忽视。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涂尔干的理论向主观方向急剧转变,并最终形成其独具特色的社会学文化纲领。在这种文化理论中,涂尔干主要关注三个大的主题：无论是在宗教中,还是在世俗社会中都存在神圣与世俗的划分,这种划分是人们集体道德情感的象征性符号表达。象征符号具有内在结构和自主性,对象征符号的研究应将其放置在一个整体的关系中来考察。象征符号体系一旦形成将遵循自己的运作逻辑,并像实在一样对实际社会生活发挥作用。因而,应将其与其他变量区分开,以考察其独立的因果作用。仪式是人们道德情感的象征性行为,因而,这种行为本身并非是内在经验的,并不遵循理性的手段-目的图式。仪式对于集体的道德凝聚和身份认同以及共同体的整合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当代文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目的对涂尔干理论中的这些文化维度进行了各种新的阐发。一个“文化的涂尔干”(cultural Durkheim)开始取代之前被公认的“结构的涂尔干”(structural Durkheim)。通过对涂尔干文化理论的吸收和借鉴,当代文化理论对一种新的文化研究的可能路径带来重要启发,并最终促成了上世纪80年代“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的发生。这种“文化转向”不同于主流社会学的宏观或微观理论,而是强调文化的自主性。当代学者在涂尔干文化理论的基础上对文化的内在结构和自主性作出了进一步探讨。杰弗里·C.亚历山大在后实证主义基础上以文化“强范式”与“弱范式”为分析视角,对以往文化研究进行了梳理,并提出“文化的社会学”(cultural sociology)概念,将文化视为独立变量,强调其内部结构及内在动力,而不是像“文化社会学”(sociology of culture)那样将文化不是作抽象处理,就是将文化等同于价值,再或是将其还原为结构、制度等“硬性”变量。涂尔干的文化理论成为亚力山大构建其“文化的社会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从涂尔干到亚力山大等当代学者倡导的这种研究文化的路径,为一种新的文化研究的可能方向做出了重要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