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企业进入快速发展期。经过30多年的发展，农村工业已发展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的主体力量。农村工业已成为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主体，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渠道。那时，乡镇工业的蓬勃发展对促进我国农村发展、缩短城乡差距、促进农业转型和农民增收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由于土地、劳动力、环境成本的不断加大，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正逐步调整。一些低端制造业和污染严重的产业也随之向落后地区迁移。与此同时，由于城市制订了较为严格的环境政策，对高污染企业实行强制关停，所以迫使污染企业搬迁;而污染企业转移的目标往往是广大农村地区，呈现污染产业向农村梯度转移的趋势。大部分农村工业呈现以下特征:门类多，空间布局高度分散;经营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产业层次低，产业链条短，企业污染治理水平低。这种“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农村工业化模式导致日趋严峻的农村工业污染问题，包括工业点源水污染、工业固体废弃物污染和重金属污染等，恶化了农村的生态环境，对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和农民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因此，本研究采用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方式，以江苏省为例对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的产业选择与区位选择进行探讨，研究工业集聚与农村工业污染之间的内在关系，分析政府在农村工业化中角色与作用，旨在探究如何控制和治理农村工业所引起的点源污染问题，为农村工业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本研究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自1978年以来，第一产业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降低，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提高。农村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农村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劳动力逐步向第二与第三产业转移。乡镇企业中第二产业是吸纳就业人员的主要产业，乡镇企业的就业结构逐步优化。中国三大地区农村工业化程度都在不断地提高，中西部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但是东部地区的工业化水平要高于中西部地区。农村工业化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工业从城市向农村的转移，以及农村工业布局的分散性，给广大农村地区造成较大的环境污染。江苏农村工业的实证研究表明，农村工业污染排放量受经济规模、排放强度与产出结构的影响。农村工业发展存在显著地规模效应，随着工业经济规模的扩大，对农村环境质量有显著负面影响。其次，环境污染的排污强度效应显著为正。另外，环境污染的结构效应显著为正。这说明农村经济中工业占比越大，对农村环境质量有显著负面影响。苏南、苏中与苏北区域农村的比较研究表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污染水平是不同的。苏南处于工业化的高级阶段，更加重视环境质量，而苏中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苏北处于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对于环境质量的要求要低于苏南，因此，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苏南农村工业废物排放的增加幅度要低于苏中与苏北。　　2.农村工业行业按照排放强度可以分为重污染行业、中度污染行业与轻污染行业。1988-2009年间，农村工业中废水（气）排放行业按照在农村工业总产值所占份额大小依次为:轻污染、重污染、中度污染行业。其中，工业废水（气）排放的重污染行业所占份额呈现下降趋势，中度污染行业呈现平稳态势，轻度污染行业呈现上升趋势。农村工业行业内部结构向着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方向变化。不同的工业行业由于行业特性的差异，具有不同排放水平与排放强度，因而对环境产生不同的影响。工业行业自身产生的直接环境压力，而需求拉动则产生间接环境压力。基于2005-2009年江苏分行业数据研究表明，主要工业行业三废与行业总产值之间呈同方向变化，不同行业间工业三废排放存在差异。　　3.农村工业发展存在着不平衡性。1993-2009年间，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农村工业废水（气）密集型产业产值均低于废水（气）低污染产业产值。区域内工业废水（气）污染密集型所占份额呈现下降趋势，而废水（气）低污染行业所占份额呈现上升态势。农村工业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单体现在区域内部，还体现在区域间的不平衡。无论是废水（气）污染密集型行业，还是废水（气）低污染行业，东部地区所占份额年均都超过70％，远超过中部与西部地区所占份额，这说明东部地区是农村工业污染的主要区域。运费、劳动力、集聚、能源、土地、环境、技术等均是影响农村工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从环境角度，农村工业的集中布局有利于环境治理，而分散的工业布局则会恶化农村的生态环境。基于江苏农村开发区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工业集聚可以实现集中治污，有利于污染减排，降低排放强度。　　4.本研究对农村点源污染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博弈分析，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环境政策工具及环境影响，并利用案例分析政府政策与农村工业污染之间的关系。在现有的行政考核体系下，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中，地方官员倾向于不监管或者不严格监管。在地方政府与农村工业企业之间的博弈中，地方政府监管的概率受企业超标排放与达标排放的利润差、企业的治污成本、企业的声誉成本以及罚款额度等因素的影响。而影响农村工业企业超标排放的概率受地方政府的监管成本、罚款额度以及地方政府的失职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在政府、公众与企业的三方博弈模型中，政府的监管概率受公众举报的成本和举报成功得到的补偿等因素的影响。企业超标排放的概率受到政府监督成本、政府对企业超标排污的罚款、失职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公众举报的概率受企业超标排放与达标排放的利润差、治污费用、企业的声誉成本、公众举报成本、政府对企业超标排污的罚款和举报成功得到的补偿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要改变农村点源污染的现状，必须要改变现有的行政考核体系、降低监管成本、提高失职成本、提高罚款额度、增加治污费用，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基于江苏省苏北地区农村的案例分析表明，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经历了以环境代价换取地方经济的发展阶段。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中，地方政府仍旧不能把环境保护作为招商引资、地方经济发展中的核心要素考虑，地方政府势必导致降低环境门槛。随着产业的梯度转移，一些重污染项目则乘虚而入，导致污染向欠发达地区以及农村转移。环境门槛的提高既可以抑制产业梯度转移中的污染转移，又可以优化农村工业布局，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最后，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研究提出农村工业点源污染防控的相关政策建议，主要包括:建立环境准入门槛，加大农村工业污染治理力度;引导农村工业企业向园区集中，加强园区管理;加大农村环境的监管与监测，提高环境违法成本;加强环境教育，鼓励公众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