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有影响力的大国都确立了广义的有组织犯罪的概念,而广义的有组织犯罪概念通过各国实践体现出来的做法,就是降低入罪的门槛、扩大犯罪圈、提前处罚的时间节点、加大处罚力度和刑法介入社会生活的早期化等刑法积极介入社会生活的姿态,也证明在刑罚的作用从报应向预防转变的过程中,刑事立法转向行为本位,就各个国家来说,刑罚范围的扩大显得不可避免。在这样的世界潮流之下,回看国内的立法倾向和理论研究,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置于积极的刑事立法观下研究也是惩治黑社会性质犯罪应走的路。本文主要采取文献分析和实证研究的方法从积极刑法观的正当性出发,探讨积极刑法观的必要性及其在中国确立的表现形式,而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结束,《反有组织犯罪法》的施行也标志着我国扫黑除恶斗争的常态化进行,所以将积极刑法观融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全方位中,包括概念、特征、构成要件、司法认定等,最后点明将积极刑法观贯彻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的途径。本文研究积极刑法观具有指导惩治涉黑犯罪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在除去绪论的第一部分中得出组织特征需要明确四要素,行为特征需要进入软暴力,经济特征中需要明确定罪量刑的数额以及明确非法控制特征的核心性的观点;在第二部分明确本罪的客体是对社会管理秩序的侵犯,分析单位必须构成本罪主体的必要性及首要分子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论述间接故意和过失不构成本罪及对于“明知”认定的立场宽松;第三部分从实践中发现在扫黑除恶斗争开展后,法院裁判文书的四特征规范化分析,厘清了积极刑法观下本罪的司法认定,包括本罪的未完成形态中存在中止和未遂,而不存在预备,关于数罪并罚的规定并不违背重复评价原则;在第四部分论述积极刑法观贯彻于本罪治理中的路径,具体包括依法严惩、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扩大处罚范围和对存在的新形态予以积极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