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知重裁,是指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该裁决,法院在对裁决进行司法审查的过程中,认为裁决存在的瑕疵可以通过仲裁庭重新仲裁予以弥补的,由此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该案件的制度。通知重裁一方面可以确保仲裁裁决整体上的终局性,另一方面又可以对仲裁裁决进行必要的修正,进而在公平与效率这存在潜在冲突性的双重目标之间寻求最大程度的平衡。但涉外仲裁裁决是否可以由法院通知重裁,我国并没有在《仲裁法》第7章关于涉外仲裁的特别规定中予以说明和解释,且《仲裁法》司法解释规定的可以通知重裁的两种情形只针对国内仲裁案件,致使学界对涉外仲裁裁决是否可以通知重裁以及如何重新仲裁存在争议。随着涉外仲裁司法审查实践中通知重裁制度的广泛适用,需要在涉外仲裁立法上进一步构建和完善通知重裁制度,明确并统一司法裁判标准。围绕这一主题,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主要从规则依据和司法实践两个层面梳理通知重裁制度在涉外仲裁中的现状和困境。具体而言,从立法规定看,我国对通知重裁制度在涉外仲裁领域的可适用性缺乏直接明确的依据,必须通过法律解释方法为通知重裁制度在涉外仲裁中的适用提供规则支撑;从司法实践看,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第一起涉外仲裁裁决被通知重裁开始,通知重裁在涉外仲裁司法审查中得到了司法机关较大范围的适用。上述现状表明,在司法实践中虽然支持通知重裁制度在涉外仲裁中的适用,但在规则依据上并不是规定明晰,我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能否在涉外仲裁中采用通知仲裁制度以及怎样适用通知重裁制度,这也降低了通知重裁在涉外仲裁司法审查中的可操作性。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通知重裁的主体条件、程序条件和期限条件。以我国的立法和实践为基础,对比其他国家和国际的通用做法,本部分紧扣上述三条件进行了逐一分析。就主体条件而言,分为通知重裁的启动主体,以及之后重新仲裁时仲裁庭的组成。我国启动重裁的主体是法院,而国际上是以当事人申请为主的,我国这种“一刀切”的做法稍显武断。而重新仲裁的主体是原仲裁庭还是新组成的仲裁庭,立法也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就程序条件而言,只有在先提起撤销之诉,同时法官觉得适宜重新仲裁的才能通知重裁。这与国际上的做法大体一致,但是有些国家还提出了优先考虑通知重裁的规定。就期限条件而言,法院通知重裁的期限和仲裁庭重新审理的期限立法都没有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第三部分,从通知重裁的适用事项角度,评析我国涉外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实践中通知重裁的适用情形。现有司法实践显示,涉外仲裁中可以通知重裁的事项包括程序性事项和实体性事项两方面,但这些事项既有可取之处,也有不合理之处需要修正和补充。通过类型化分析,可以以此为基础提出涉外仲裁的通知重裁事项,即仲裁庭超裁、漏裁或无权仲裁、仲裁程序或仲裁庭组成违反仲裁规则、未陈述意见等程序事项。此外,在自贸区可试点开展根据“新证据”对涉外仲裁裁决采取通知重裁。第四部分,对我国涉外仲裁中的通知重裁制度提出了完善建议。要构建科学、合理的通知重裁制度,首先,明确适用通知重裁的案件范围,涵盖涉外仲裁案件;其次,完善相关程序,规定重新仲裁的启动主体和审理主体,明确通知期限和审理期限,以及尊重仲裁庭意愿等;最后,明确涉外仲裁中通知重裁的适用事项,包括仲裁庭超裁、漏裁或无权仲裁、仲裁程序或仲裁庭组成违反仲裁规则、未陈述意见等程序事项,另在自贸区试点开展对提出“新证据”的涉外仲裁案件通知重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