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渊源之一，而经学的渊源实际上从前儒学时代的春秋时期即已开端。徐复观先生谓春秋时代是“经学进入到成长的阶段”，而早期经典文本在其被运用、被阐释的过程中，逐渐引导人们“开始由特殊的意义进而开辟向一般的意义；由神秘的气氛进而开辟向合理的气氛”，带动人们思维的理性发展，同时也促进经学自身的发展。 作为中国文化渊源的经典之一的《诗》，在春秋时代已经处于被普遍运用并赋予意义的阐释过程中。而这种阐释在春秋时代人们思维理性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对形成中国文化在思维方式上的特点具有深远的影响。本文从细微之处入手，对《左传》中用《诗》的两种主要形式——赋诗和引诗进行分析，试图借此探究《诗》在春秋时代人们思维与交往中的功能以及在春秋时期人思维逐渐理性化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并进而探讨其展现出的特点和原因。赋诗和引诗代表着先秦用诗的两大方式：仪式交流和言语交流。在对《左传》赋诗情况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赋诗表意的破与立，剖析出用诗之基本手法——比类。正是在礼文化的这种以关系为本质的认知模式背景下产生了此种寄放理性的思维方法。并且，赋诗实践也强化了这种思维方式。《左传》记载的引诗现象则更明晰地展现了中国古人在以礼为中心的人文背景之下理性借助于《诗》的支撑渐渐崛起的过程及其特点和发展趋向：比类手法日趋成熟、泛化，但又明显区别于无自主意识的原始思维方式。相对于西方的抽象逻辑思维，《左传》用诗呈现出中国文化理性思维特征的不同取向：非属性中心而关系中心，非物质中心而事件中心。因注重关系而擅长于辨证，因关注事件而倚重于情感。这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对中国文学、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