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的认知科学研究是以计算机科学为基础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则转向了以心理学和生物学为基础的研究.进入21世纪,神经科学对认知科学研究的关键性和基础性作用越来越突显了出来。认知科学界对神经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视带来的一个“效应”就是具身性在认知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但是,如果对神经科学研究的重视走向了极端,就会将身体在人类体验和认知中的重要作用仅仅还原为神经生物学上的过程.这是我们所要避免的。尽管“具身性”在认知科学的研究中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热点,但是目前国内对具身认知的研究还主要是建立在现象学分析的基础上在概念层面对具身性进行探讨.可是,单凭哲学和现象学上的反思无法精确地告诉我们具身性到底是如何在我们的认知中发挥作用的以及我们对身体的觉知在何种程度上并且是以何种方式进入到我们的意识内容中去的,因为当现象学遭遇非现象过程的时候,就自然而然显现了其局限性。我认为想要深入探究身体是如何在我们的认知和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我们就必须抛弃那种自下而上的用神经元机制来解释任何事物的过于简单的进路,同时也要抛弃那种自上而下的用认知状态来解释任何事物的过于复杂的进路,而诉诸于经验性研究的哲学进路。本文试图借助神经科学、生理学、行为科学、心理学等经验性学科的研究成果,考察身体意象和身体图式的不同功能,并进一步探讨具身性是如何通过身体意象和身体图式,以一种前意向性的方式对我们的行动和认知产生重要影响的。这是一种将哲学与经验性的科学成果融合在一起的全新的、大胆的尝试。在这个方面,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病理学案例和经验科学实验的探讨将使我们受益匪浅。患有偏侧忽略病症的病人,尽管在身体意象上忽略了自己的半侧身体,但是由于身体图式系统仍完好无损,他们仍然能够运用那部分被他们“忽略”或“遗忘”的身体完成意向性的身体活动。患有传入神经阻滞病症的病人,尽管身体图式缺失了,但是在身体意象的帮助下,仍然能够通过视觉和认知上的努力来维持身体的平衡和基本运动。这两个案例有力地证明了,在心理学和哲学传统上认为是同一的“身体意象”和“身体图式”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尽管在具身的行为层面,两者共同发挥作用、密不可分,但是我们却有必要在概念层面对它们进行明确的区分,因为两者在我们的具身性的知觉和行动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身体意象不是一个心灵哲学范畴中的概念,它是一种精神建构、表征或关于身体的信念.它包括了我们对自己身体的知觉经验、信念、情感态度等三方面的内容.而身体图式则是一种知觉-运动系统能力,它通过对身体姿势和身体运动无意识的调适,使得世界中许多有意义的部分被整合到我们的经验中。但是,我们却不能将身体图式的功能简单地还原到神经生物学上的过程,因为身体运动的方式不但迎合了行动者的意图,而且能够支持或限制行动者在环境中的运动需要。学术界普遍认为,身体意象和身体图式是后天习得的。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建立在我们所具有的对自己身体长期的知觉体验之上的。这种传统的观点受到了经验性科学研究成果的挑战。一些先天性的缺肢患者也会出现幻肢以及新生婴儿从出生之时起就能够对他人的面部表情进行模仿的科学事实表明:从本质上来说,身体图式是先天的;尽管身体意象内容本身不是先天的(受到社会、教育、习俗、文化的很大影响),但是构成身体意象的元素以及身体意象的基本框架是先天的;并且不同的知觉模块之问先天地就能够进行交互。在新生婴儿对他人的面部表情进行模仿的实验中,我们发现新生婴几不但对自己的脸部有着本体感受的觉知,而且在对自我和他人进行区分的同时,能够意识到他人是和自己一样的人。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却因为它们先天的身体图式、本体感受器、模块交互能力、镜像神经元等的存在而成为可能。本文通过对一些病理学案例和经验性科学实验的分析表明了具身性在人类体验和认知中的重要作用。其实,从人类语言的获得和创造到包括判断和隐喻在内的更高级认知能力的发展都离不开具身性的作用。而具身性对我们认知和体验的作用正是通过身体意象和身体图式系统的功能来实现的。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亚里士多德“人类的心灵是身体的一种表述”的观点,在当代认知科学的研究中得到了确证.尽管我们可能意识不到,但是身体所发挥的前意向性功能使得我们能够在周围的环境中从事意向性活动并且在与他人和世界的交互活动中体现我们的人类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