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处于长期的困顿之中,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最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它的指导下取得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直面临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与中国具体的现实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冯契先生通过他对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的考察,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最终建立了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冯契先生如何建立起具有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这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何启发?本文试图通过讨论冯契先生对王阳明、黄宗羲工夫论的考察与运用来做一个初步的回答。冯契先生认为王阳明的学说可以统一于致良知说,王阳明以良知为本体,以致良知为工夫,认为本体在工夫中展开为过程。冯契先生把王阳明的这种把真理了解为过程、工夫和本体统一的工夫论作为王阳明最突出的贡献,因为这意味着本体论和智慧学说是统一的。黄宗羲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观点,提出“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同时,黄宗羲据此提出了一套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其中合理的见解在后来的学术发展中被安置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融入了唯物辩证法的历史主义之中。从第二个方面来说,王阳明、黄宗羲的工夫论都把理想人格的培养看作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冯契先生通过对王阳明、黄宗羲的工夫论的考察,提出要把认识的发展视为过程,要坚持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论,并归结出考察哲学史要注意的四条方法论,将其运用于对中国古代哲学包括王学的考察之中。同样地,通过对王阳明、黄宗羲工夫论所作的哲学史考察,冯契先生紧紧把握了“本体与工夫统一”的原理,加以扬弃后运用于他对哲学理论的构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