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教育服务市场规模的迅猛扩张,国际教育服务已经成为一些国家的主要服务业部门,是世界公认的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我国教育服务产业却一直发展缓慢,国际教育服务贸易长期逆差,这与我国教育大国和贸易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而在对国内的现有文献和统计资料的阅读中发现,对于教育服务贸易发展水平的研究始终停留在理论描述阶段,未发现有文献是对教育服务贸易发展水平进行数据分析和指标分析。究其原因,目前对关于教育服务贸易的进出口额一直没有明确的统计数字,“逆差”一说也只是基于对留学生输出输入数量的比较和国内外学费水平的差距等因素推论而来,没有明确的数据支撑。进出口额数据是衡量我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的基础,缺乏有效数据比较会为寻找与教育出口发达国家的差距、促进教育服务贸易发展造成无根无据的局面。本文就将着手于我国教育服务贸易有关重要数据之一---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贸易额的估算,希望能够为促进我国教育服务贸易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教育服务贸易是服务贸易的一种,是国与国之间教育服务的交换,是指出于经济目的而进行的教育服务输出与输入。在教育服务贸易的四种提供方式中,境外消费教育服务在规模和水平上远远超出其他三种,成为主要的教育服务贸易方式。境外消费是指在一成员国境内的服务提供者向来自其他成员国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服务接受者要进入另一成员国境内才能接受到的服务,如接待外国游客,提供旅游服务,为国外病人提供医疗服务等。在教育方面,主要指一方国家公民到另一国去留学进修和接受外国留学生等。以学生跨境流动为主要方式的境外消费贸易已经成为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主要形式。本文就将以境外消费方式下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口,也就是来华留学生市场的现状进行分析,通过数据指标体系的建立从而发现存在的问题,并给出简要的建议。本文分六部分对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境外消费方式出口进行研究。论文第一部分是绪论。首先对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产生的背景和发展意义进行分析,世界经济贸易全球化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化、知识的交流也要求加快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作为一种贸易方式,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是可以带来经济效益的。留学生消费对扩大内需,增加高校建设资金,促进我国零售业、旅游业发展都能够起到一定作用。而留学生学成留国,不仅能给我国节省大笔的培养费用,同时也能作为劳动者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此外,留学生教育还能带来政治作用以及社会作用等,对扩大我国国际影响力、保证国家安全,宣传我国文化,增强我国高校学术能力起到重要作用。其次对本文中几个重要概念进行了界定,同时对已有文献进行了分类总结。现有对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文献主要对四个问题进行的探讨：来华留学发展历程研究,各学者根据不同的历史事件对来华留学事业历史发展进行了分段；来华留学现状问题研究,对于来华留学现状的分析,多数文章都以数列或图表的方式对近几年我国来华留学生数量、来源地分布、专业分布、学历分布等进行罗列,也有少量文章运用比较数据,与发达国家留学生数量、分布等进行比较；各国留学政策比较研究,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对美、英、澳三国的留学促进政策进行了比较研究；来华留学促进政策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比较多,但多为宏观探讨,如增加政策扶持、完善立法规范等,具体实施措施例举较少,本文也将对这一缺陷进行弥补。第二部分是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理论探讨,从理论上对国际学生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原因进行分析。作为服务贸易的一种,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可以用传统经典国际贸易理论来解释,但同时也要结合服务贸易的特点进行修正,但总体来说,传统贸易理论对国际学生流动趋势的解释力不强。国际学生流动理论中的两种主要理论：中心边缘理论和推拉因素理论,对目前国际学生流动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中心边缘理论从宏观架构描述了全球科技学术网络中心和边缘结构框架,分析了不平等结构的来源,以及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一系列理论在解释教育服务境外消费贸易,也就是国际学生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现象上有一定的价值,但其也忽视了全球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发展和变迁,有一定的局限性。推拉理论认为,国际学生流动是由于推力和拉力两种力量共同作用形成的：推力因素是学生选择出国留学的推动激励因素,存在于在学生的本土国；拉力因素是接收国吸引留学生的因素。推拉因素理论较其他理论而言,具有广泛的灵活性和开放性,同时解释了发达国家间以及发展中国家间的学生流动,对国际留学生流动有着广泛的解释意义。第三部分是我国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贸易发展现状,对来华留学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分析。首先,本文对留学事业发展历史阶段的划分是根据来华留学生政策的几次重大转变以及学生人数重大发展阶段的为标准,将来华留学发展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其次,我国作为WTO-GATS成员国,对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市场的开放做出了承诺,这些具体承诺对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进出口的现状和今后发展都产生着影响。在境外消费方面,对境外消费方式下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没有限制,即不采取任何措施,限制我国及其他WTO成员的公民出境(入境)留学或者接受其他教育服务,也就是说我国对来华留学是充分欢迎的态度,来华留学市场还有待进一步扩大。最后,是对2009年来华留学市场的具体分析,包括对洲别、国别、学历类别、学科类别等的归纳处理,以图表的方式清晰的反映出我国来华留学事业发展的现状。第四部分是对我国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贸易发展水平的测算。为了得到对发展水平系统、全面的衡量,建立了包括贸易规模指标、出口结构指标、出口效益指标在内的三大指标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最为重要的数据是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贸易总额,在第二部分中就对这一数据和其他相关数据进行了估算。在总额估算方面,由于国内没有相关研究,本文采用了英美两国关于留学生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的报告数据,并依据其中描述的统计方法对我国数据进行了估算。这其中由于国内统计数据的不完善,许多数据都是大致估算而来,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希望在以后的后续研究中,能不断弥补这一问题,也希望有更多的学者一起探讨我国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贸易额更为精确的测算方法,以期得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共同促进我国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第五部分是对我国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贸易发展水平的分析,主要基于第四部分的指标体系测算结果。从贸易规模看,2006年,我国高等教育服务境外消费方式出口总额仅为21.24亿元,约合2.72亿美元,在全年服务贸易总出口额中仅占0.298%。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作为知识密集型行业,仍只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还不成熟,仍以传统服务贸易为主体。从出口结构看,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服务境外消费方式出口服务项目集中度高达0.72,说明我国留学生课程分布不均,集中于文科类专业,其他学科发展滞后；另一方面,出口市场集中度高达0.76,说明来华留学生生源地过于集中,绝大多数来自亚洲,其他地区市场开发还有一定距离。从出口效益看,我国高等教育服务境外消费方式出口依存度仅为0.01%,说明对我国经济贡献率很低,未能形成产业化规模。来华留学生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仅为29.15亿元。这些指数与发达国家相比都有很大差距,我国来华留学事业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率上都处在发展初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第六部分是结论和建议。研究结论是,通过指标体系的估算结果可以看出,我国高等教育服务境外消费方式出口无论是在总量上还是在结构上、效益上都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未成为高效的出口行业。与留学教育发达国家相比,留学教育创造的经济效益价值远远落后,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在政策建议方面,首先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服务境外消费方式出口发展水平滞后的制约因素是多方面,存在制度上、政策上等的原因,但直接制约出口贸易额以及经济效益的因素主要有来华留学人数、学费水平、来华留学生源地富裕程度这三方面的原因。其次基于前文的整体分析,根据发现的问题和外国促进留学的政策方法,从而得到的几点建议。本文的创新主要在研究方法方面,采用了数据统计分析法,这一方法在已有分析同类问题的文献中未曾使用过,且由于数据资料的缺失,笔者首次尝试对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境外消费方式出口额进行估算。在已有的文献和数据资料中,没有关于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境外消费方式出口额的数据。在分析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时,国内文献都笼统用“贸易逆差”来描述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现状,没有数据来支持逆差的结论。目前虽然也有少量文献探讨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口问题,但多集中于文字论述和描述性分析,没有对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口发展状况进行指标化测算,这当然也与数据资料缺失有关。本文就将首次对该出口额进行估算并进行数量分析,并据此建立指标体系,量化衡量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状况。希望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能有更多的文章探讨高等教育服务贸易额的测算方法,以期促进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