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村寨通常深居大山之中，交通不便导致长年的封闭，经济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人们的思想观念趋于保守，整个社会基本上停留在原始农业社会状态。但也正是这种封闭使得民族地区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保存完好，成为城市人猎奇、怀旧、返璞归真的理想目的地，于是民族旅游开始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一个个真实、自然、淳朴的民族村寨不再“养在深闺无人识”。虽然民族村寨的原始风貌对于旅游者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但是落后并不是民族村寨应该保持的状态，民族村寨里的居民也有摆脱贫困的强烈欲望，也有追求现代化、追求新生活的权力。旅游业的兴起为经济基础薄弱、人力资源缺乏、科学技术落后的民族地区的发展带来了希望。于是在国内，上到中央，下到地方政府，乃至村舍农家，都对旅游业抱持着无限的希望和憧憬，“旅游扶贫”的口号响彻中国广大贫困地区的村村寨寨。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确看到很多贫困的地区由于旅游业的带动而走上了富裕之路，很多贫困的人口享受到了旅游业带来的实惠，发家致了富。但是在欣喜过后，人们也发现旅游业并非“灵丹妙药”，许多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仅仅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贫困人口的返贫现象不容忽视，即便在地方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也难掩一些地方贫困人口“越扶越贫”的现象。于是，人们开始反思旅游扶贫。学者们在著书立说盛赞旅游扶贫的热潮过后，也纷纷开始关注旅游扶贫中出现的切实问题，开始关注贫困人口在旅游业中的受益和发展的问题。在西方“社区参与”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学者逐渐意识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对于扶贫的重要性，于是“社区参与”开始成为旅游扶贫的新口号。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否真的有助于消除贫困，它的经济效应到底如何，最重要的是当具体到社区居民个人和家庭时，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是怎样的？对于这些问题，目前学术界的回答显得笼统，鲜有深入案例点进行详细调查分析的成果，尤其是对于社区居民的实际经济状况变化缺乏关注。并且笔者观察到，在谈到贫困问题时，学者们通常是站在收入水平的角度来衡量扶贫措施，这种视角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缺乏深度。因为收入水平的低下仅仅是贫困的现象，并非是产生贫困的原因，就贫困论贫困，难以从根本上达到我们消除贫困的目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早在上世纪90年代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就已明确告诉我们，收入上的贫困是由于贫困人口能力和权力的被剥夺，即权力贫困造成的，认为如果不增加贫困人口的能力和权力，则贫困问题永远也无法消除。另一方面，目前西方的社区参与理论也已深入到增权的领域，西方学者普遍认识到社区参与的核心在于社区增权，离开增权来谈社区参与便不是真正的社区参与，是伪参与。而当前国内学术界所讨论的，以及实践中的社区参与旅游发展都还基本上停留在表面的阶段，这种参与顶多算得上是经济参与。笔者认为，如果要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实践来消除贫困，则必须深入到权力的角度来探讨，要以社区增权为核心。反过来，社区增权也应成为判定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扶贫效应的一个重要标准。　　本文基于旅游扶贫的视角来研究民族村寨社区参与的管理问题，但有别于其他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研究的一点是，笔者所讨论的“贫困”并不仅仅是一种现象，即收入低下，而是包括了现象和原因的一个综合概念，因此笔者对贫困的判定标准也就不仅仅是收入水平的高低，更重要的是贫困人口获取收入的权力和能力的强弱。本文的研究紧扣“贫困”这一主题，沿着从表象到本质的思路展开。首先从收入贫困的视角出发，通过在案例点收集数据资料、问卷调查、入户访谈，围绕着绝对收入贫困和相对收入贫困两个概念，真实地反映出社区旅游发展中地方的经济变化情况以及居民的收入变化情况，揭示出收入贫困与社区参与之间的真实关系，以及社区参与的真实经济效应。其次，从权力贫困的视角出发，通过问卷调查和入户访谈，围绕着斯切文思搭建的旅游增权的四维框架，真实地反映出社区旅游发展中居民的权力状况，进而揭示权力贫困与社区参与之间的关系，揭示社区增权和社区去权的内在原因。在对案例点收入贫困和权力贫困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文章又将焦点聚集在社区中的贫困人口身上，从他们的现实状况出发，研究制定出有利于他们受益的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策略。最后，针对前文的调研结果，笔者给出结论性的解决方案，即探寻旅游背景下民族村寨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点出本文的研究和写作目的，在于实现民族村寨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全文共分七章。第一章绪论部分，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并对文章所要涉及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和厘清，概述了本文的内容结构和研究方法，最后对案例点的选取和大致情况进行了说明。第二章是相关研究综述，首先对本文所要涉及到的理论进行概括介绍，为后文研究的开展做理论铺垫;其次分别对旅游扶贫和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整理、评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视角。第三章是收入贫困视角下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经济效应研究，主要从贫困的第一层涵义，即收入贫困的视角出发，对案例点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过程中，社区总体经济状况和居民家庭经济状况的变化进行实地调查，借助SPSS统计软件和深度访谈，分析出影响社区经济状况变化的相关因素，揭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与收入贫困之间的真实关系，以及影响两者关系的主要因素。第四章是权力贫困视角下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权力效应研究，从贫困的第二层涵义，即权力贫困的视角出发，以斯切文思的旅游增权研究为理论框架，对案例点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过程中，居民的权力感知进行调查，借助SPSS统计软件和深度访谈，并辅以参与式观察得出结论，揭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与权力贫困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两者关系的深层次原因。第五章将研究的焦点聚集在社区中贫困人口身上，从贫困人口的角度出发，试图制定出有利于贫困人口受益的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策略。第六章作为整个研究的总结部分，点出了本文的写作目的，在于探寻民族村寨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通过对社区可持续发展内涵的界定，来搭建社区可持续发展的三层策略框架:产业结构升级、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效保护和多中心治理模式的构建。第七章是研究结论与展望，总结了本文的研究结论和创新之处，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一个展望。　　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　　1、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对消除贫困有积极效应，但存在着一些问题。从收入上来看，发展旅游业的民族村寨社区总体经济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居民的家庭收入也普遍增加，但是由于社区利益主体的力量对比悬殊和利益分配结构不合理，导致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部分利益受到侵占，从而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社区参与的积极经济效应。从权力上来看，旅游发展使民族村寨社区的居民获得了心理增权和经济增权，但是社会的不和谐和居民决策权的缺失使得居民在社会和政治两个维度上存在无权感，而社会去权和政治去权的结果主要是由于民族村寨社区旅游管理的内生困境所造成。因此，解决的途经在于管理模式的创新。　　2、民族村寨社区旅游资源权属关系的复杂性成为社区去权的深层次原因。民族村寨社区旅游资源的特殊性使其归属权在法律中的界定出现交叉、模糊，甚至空白的问题，这直接导致了民族村寨景区产权界定的不明晰，使本应享有景区所有权的社区居民被排斥在景区的经营管理主体之外，并最终导致了居民的无权感，也导致了其利益得不到保障。　　3、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仍然停滞于表面参与、伪参与的阶段。虽然民族村寨社区的居民在旅游经营活动中的参与度很高，但这仅仅是一种经济参与、表面参与，而西方参与理论意义上的真正参与，即享有决策权的政治参与还尚未涉及到。因此，未来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的发展方向应集中在社区增权上。　　4、多中心治理模式是实现民族村寨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管理模式。这是由多中心治理理论的特点、优势和民族村寨社区旅游资源产权主体多元化的特殊性所共同决定的。　　5、经济持续增长、资源有效保护和社会和谐发展构成了民族村寨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框架。这是由可持续发展理论中经济可持续性、资源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的三层内涵和民族村寨社区的特点和现实情况所共同决定的。相应的，在旅游发展的背景下，民族村寨社区可持续发展框架的搭建也应围绕着三个层次来展开，包括产业结构升级、传统文化的有效保护和旅游管理模式的创新。　　本文最大的创新在于借助经济学中“贫困”的理论视角，来研究旅游发展中的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问题，并且将贫困的概念延伸到权力的范畴，从中揭示出贫困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深层次关联，在于社区增权。具体来说，本文的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创新:1、在概念界定上，将贫困的概念延伸到更深的范畴。2、在理论运用上，将权力贫困与旅游增权相融合。3、在研究方法上，将问卷调查和统计方法运用到权力贫困的判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