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区文学是中国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由启蒙的个性主义向有组织的集体主义迈进的重要转折期,而丁玲此时期思想创作的转变,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此时期进入解放区的作家的有机化转变与话语重构的艰难而复杂的心路历程。延安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一方面源于知识分子自身对于民主自由生活的向往,而媒体所宣传的延安与知识分子对苏联自由图景的想象交融;另一方面,战争环境下的解放区文艺政策自由宽松,契合知识分子对自由的憧憬与追求。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丁玲等外来知识分子初入延安阶段的作品多为“革命新人的激情表达”,在想象性话语的建构中表达对革命的赞颂,在想象性话语的建构中自觉有机化。虽然外来知识分子进入延安之后身份上有所变化,但并不是完全转化的,而是多重身份的叠加。丁玲的不同身份的相互影响造成了丁玲初入延安时期作品主要是赞颂革命,讴歌革命英雄,但仔细阅读文本还是能看到丁玲的个性意识与女性意识的流露。由于新入延安的知识分子还未成为一个新的生产组织,但是知识分子的行为服务于战时延安的发展,同时与无产阶级大众逐渐建立联系,具备有机化的可能性。这些为理想与自由来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在五四精神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在经过了初来解放区的兴奋与激情之后,他们开始以冷静的眼光来审视解放区,发现解放区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其中一些地方是与他们的个性主义的理想格格不入的,于是,以丁玲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试图以五四传统“启蒙”大众,开始揭露批判现实中他们所不满意的地方。这种启蒙者的身份与其革命身份之间的矛盾造成了知识分子们对革命者身份的认同焦虑,并自然而然地在创作中表现出来,引起了中央领导层的注意。可见在当时的环境下,知识分子的有机化程度还较低。而延安内部知识分子的观念分歧,实质是革命精神与革命体制之间的分歧。知识分子之间的几次论争昭示着解放区还未形成属于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共尚未完全掌握文化领导权。在这样的背景下,造成外来知识分子对于自身角色定位的混沌。于是,党中央及时开展“整风运动”,通过《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知识分子明确方向,以民族国家的名义回答知识分子的疑问,逐步使知识分子有机化。由于整风运动的开展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解放区的文艺政策变得更加严格,要求文艺工作者转变自己的思想,以工农兵为服务对象,向工农兵学习。通过延安文艺整风,知识分子们转变了观念与意识,树立起集体主义的政治观和工农兵的方向。如丁玲在《讲话》后开始“脱胎换骨”,发表如《关于立场问题我见》、《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等文章明确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在创作上,丁玲放弃了自己熟悉的小说体裁,转向更面向大众的报告文学、散文。在创作态度上发生了从“化大众”到“大众化”的转变。丁玲的转变代表了解放区文坛的整体倾向,表明了随着《讲话》话语的确立,解放区知识分子逐渐被有机化并实现了话语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