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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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历来是我炎黄子孙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拥有丰富的生物、矿产、生态资源,但近年来工业化发展同时导致长江流域生态日渐下滑。另一方面,长江流域的渔民对渔业资源不加保护的捕捞,导致渔业资源破坏更加严重。2020年1月1日,“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常年禁捕、河流湖泊休养生息”政策正式启动。“十年禁渔”本质是总体谋划可持续利用渔业自然资源,实施强制性制度变革,这充分发挥了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在禁捕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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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历来是我炎黄子孙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拥有丰富的生物、矿产、生态资源,但近年来工业化发展同时导致长江流域生态日渐下滑。另一方面,长江流域的渔民对渔业资源不加保护的捕捞,导致渔业资源破坏更加严重。2020年1月1日,“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常年禁捕、河流湖泊休养生息”政策正式启动。“十年禁渔”本质是总体谋划可持续利用渔业自然资源,实施强制性制度变革,这充分发挥了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在禁捕一段时间以后,长江生态得到明显好转,尤其是渔业资源有所恢复,十年之后,长江有望回到以前的状态。但是禁捕的同时,长江沿岸常年以捕渔为生的渔民将不得不放弃谋生手段,长江禁渔覆盖14个省市的23.1万退捕渔民,大多渔民只会捕渔,并无其他生存技能,特别是老年人就更是无奈,由于捕渔年限更长,学习能力完全下降甚至丧失,禁捕带来的将是生计受到严重影响从事别的工作很可能收入将大大降低,影响其退捕意愿,另有部分兼业渔民或者年轻渔民虽可另谋出路,但其收入可能会减少,生活质量也有可能下降。禁捕的目的虽然短期来看是保护生态,但最终落脚点还是人民,生态的好转不能牺牲渔民的生活质量换取。为保障退捕渔民生活生计不受较大影响,国家截至2021年1月31日对禁捕退捕这一政策投入的补偿补助资金就已达251.67亿元。各地方政府也启动相应退捕渔民安置工作。各地地方政府也制定适合本地的退捕安置政策,从发补偿资金、过渡期生活补助、出台社保政策、提供公益岗位、开展就业培训等方面入手,积极建立政策组合。然而,渔民是退捕安置政策的主体,对于退捕政策绩效渔民最有发言权,退捕渔民对退捕政策的满意度可一定程度反应政策科学性及执行绩效。若退捕渔民对退捕政策满意度不高将影响禁捕工作长效稳定,而且有违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但在退捕安置工作初期,各项政策鱼龙混杂,政府并不知道哪些政策对于解决当前退捕渔民面临的生活生计问题有实际效果。因此,退捕渔民对退捕政策的满意度就成为亟待研究的重点问题。文章基于湖南、安徽共计269户长江退捕渔民家庭入户调查所得数据,以国内外相关文献及理论为基础,用熵值法对数据进行处理,用因子分析对变量分类提取,最后运用有序Logit模型、ISM模型从退捕渔民的受益感、公平感、归属感三个感知对退捕渔民政策满意程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并揭示各因素的作用层次和关联机理。得出结论:一、当前退捕渔民对当地退捕政策组合的满意度并不高,且安徽省略大于湖南省退捕政策的满意度均值为2.75(总分为5分)。二、受益感(收入因素、激励因素、社保因素)、公平感(退捕和维权政策普及、就业信息提供)、归属感(渔村归属、共情归属、亲朋归属)均显著正向影响退捕渔民的政策满意度。三、各影响因素间的存在关联关系与层级划分,信息公平与收入因素为深层影响因素,会通过影响激励因素、共情归属进而影响退捕渔民政策满意度,处于深层影响因素的信息公平和收入因素为根源因素,是退捕渔民对政策满意度的决定性因素,处于中间层的为激励因素、渔村归属、共情归属,此类因素较为容易控制,处于表层的为社保因素和亲朋归属,二者直接影响退捕渔民政策满意度,需要首先加以重视。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退捕渔民对退捕政策满意度不高,需要进一步完善。为提高退捕渔民政策满意度,本文从表层、中间层、深层影响因素三个层面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一、表层因素,政府应鼓励村里邻里及亲戚对退捕渔民给予帮助,形成氛围,让渔民感受到退捕前的归属感;社保因素意为渔民对社保范围及办法的受益感知,政府可视情优化当下社保覆盖范围及实施办法。二、中间层因素,政府应继续奖励渔民举报偷捕、奖励主动上交渔船渔具等行为;鼓励邻里互相帮助,分配安置村应保持原有邻里关系、经常与退捕渔民交流,做好后续工作。三、深层因素,帮助退捕渔民寻找缺人企业并将信息及时提供渔民,多与有问题的渔民沟通,将禁捕政策讲解到位,提升退捕渔民参与感;在及时落实退捕补偿同时,政府需加大力度提供就业岗位,拓宽收入渠道;要分类施策,对于确有困难的渔民,要特殊帮扶,当地政策中若没有困难救助金可以增设,若有,可据实际情况加大救助力度,并做好跟进帮扶过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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