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陆续打响了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实施各项政策进行环境整治,推动环境机制改革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一系列的环境政策出台通过警告、罚款、整改等执法手段向企业施加了监管压力。加大强度的环境监管力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即时的环境污染,但其能否对企业的生产方式产生颠覆性影响还有待考证。绿色经济发展不是污染治理的模式,即“环境保护不能‘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绿色技术创新才是长久塑造企业竞争优势和技术壁垒的根本途径,也是促进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绿色创新作为一种前瞻性策略,能够从根本上促进经济绿色转型,那么来自中国政府的环境处罚力量能否有效克服负外部性,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呢?根据制度理论,合法性对公司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它使公司能够获得各种利益相关者（如投资者、客户和政府）的支持,从而确保外部资源持续流入公司。当企业受到环境行政处罚时,企业的合法性将会受到质疑,面临来自政府的更大监管压力和来自非政府组织的规范性压力。因此企业有理由和动机采取积极的策略,比如采取绿色创新策略来获得合法性认可,从而获取生存和发展必需的资源。此外,同地区的企业直接面临着相同的监管主体,目标企业受到的环境行政处罚代表监管方的干预力度,可能对同地区企业产生强有力的威慑效应,进而影响未受处罚企业的经营行为。同行业的企业分享相同的客户群体、供应商以及投资者,受相同的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管束,未受处罚的企业也极有可能由于同伴效应间接受到环境处罚的影响。因此,环境行政处罚不仅会对受罚企业的绿色创新产生积极影响,这种影响还可能通过溢出效应辐射至同地区和同行业的未受罚企业。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发现,企业在受到环境行政处罚后其绿色创新的数量和质量均显著提升,并且在2015年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后,随着监管强度的提高,这一效应逐步加强。同时环境行政处罚能够通过威慑效应和同伴效应促进同地区以及同行业的未受处罚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这表明环境行政处罚具有地区溢出效应和行业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外在压力越大、退出成本越高的企业越容易受到环境监管的影响,积极进行绿色创新;监管层级越高及罚款金额越大,则环境行政处罚的绿色创新驱动效应越强。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创新有助于缓解环境处罚对重污染企业价值的负面影响,平衡环境保护和经济绩效的发展。本文的研究验证了作为监管链条“最后一公里”的环境执法的直接影响和溢出效应,在实践中为环境执法政策的修订和完善以及环保机构的重点性监管提供了支持性证据及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贡献可能存在于以下几方面:（1）借助手工收集的企业受到环境行政处罚的受罚数据,探讨了环境行政处罚作为事后执法手段对企业绿色转型的直接影响,肯定了其环境规制功能,启示政府应当坚持事前监管和事后执法的并重;（2）本文从同一地区、同一行业环境监管的溢出效应出发,考察了环境监管将对未受处罚企业产生怎样的影响,证明了事后处罚有别于事前监管,不仅对目标企业具有治理效应,还通过溢出效应对环境污染具有预防作用;（3）区别于现有环境政策对于绿色创新的研究,本文考察了新环境保护法带来的环境监管力度的整体趋严会对企业绿色技术升级产生怎样的影响,丰富了环境监管政策评价的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