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型城市发展对于资源的过度依赖性和资源开发的不可再生性以及资源逐渐枯竭的不可逆转性,决定了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势在必行,如何准确测度绿色转型水平对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115个地级资源型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绿色转型发展理论分析框架,对2003-2016年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划分绿色转型发展阶段,分析不同类型差异特征,从时序演进与空间分异两个视角,刻画出绿色转型发展的时空格局,并通过耦合宏观与微观和自然与人文因素,定量探讨中国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的影响要素,挖掘作用机制、探明绿色转型发展的路径。结果表明:(1)中国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水平总体不高,均值为0.700,其中唐山市(1.070)最高,张掖市(0.520)最低。总体上数量差异较大,存在不均现象,绿色转型发展存在一定限制。状态、影响和响应系统的数值均呈波动上升趋势,驱动力系统得分呈“U”型趋势,压力系统得分则呈倒“U”型变化。大多数城市处于初步转型与基本转型阶段,绿色转型发展效果较为明显。成功转型的城市较多处于中部地区,分布于河南省、陕西省、四川省等省份。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存在显著类型差异,表现出“东部>东北>中部>西部”的区域空间分异,呈现出“成长型<成熟型<衰退型<再生型”的生命周期规律,形成了“煤炭类<森工类<有色类<油气类<黑色类<非金属类<综合类”的资源类型差异,具有“初步转型阶段<成功转型阶段<基本转型阶段<起步转型”的阶段划分特征。(2)2003-2016年中国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区域差距逐渐缩小,整体上由“大差距低水平”向“小差距高水平”发展演进,存在迅速提升、加速转变和适应调整三个阶段。中国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状况呈现集聚化连片发展特征,地带差异性明显,形成了“太行山-燕山”、黄淮平原以及呼包鄂榆三片集中区。GTPI具有空间自相关特征,整体空间集聚性不断增强,集聚程度呈收敛趋势,高高值集中于淮海经济区周围,低低值在东北地区较多。GTPI的空间自组织性越来越强,由空间自相关导致的结构化分异正逐渐减弱,随机成分引起的空间异质性更加显著正逐渐增强,“东-西”是引起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空间差异的主要方向,而整体上沿胡焕庸线的“东北-西南”则较为均衡。GTPI的空间溢出特征显著,高水平城市存在正向溢出效应,低水平城市则负向溢出影响,“高高集聚、高带动低”的空间俱乐部趋同现象较为凸显,不同类型城市演化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与时空惯性。(3)人地关系地域视角下,人文社会因素影响程度远大于自然本地要素,宏观调控要素中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城市年均气温和环境规制强度存在明显影响,微观内生要素环境污染程度、企业清洁生产和技术创新升级的影响程度依次递减。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的主导因素,其作用大小存在“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区域效应,体现“再生型>成长型>衰退型>成熟型”的生命周期,具有“黑色类>非金属类>煤炭类>综合类>森工类>有色类>油气类”的资源类型差异,呈现“基本转型>起步转型>成功转型>初步转型”的转型阶段变化。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影响存在“中部>西部>东北>东部”的空间规律,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程度也不断加强,企业清洁生产所带来的负向成本对绿色转型的负向作用也随转型发展而不断增强。2003-2016年中国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环境“EKC”效应,对于技术创新“倒逼机制”与“绿色悖论”是否到来需要时间检验,“污染物避难所”假说和“Porter假说”尚不成立。(4)中国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存在产业结构优化、绿色技术创新、发展方式转变和政策制度调控这四条路径。产业结构优化路径需要绿色产业转型,促进结构优化,打造特色生态农业发展,发展接续替代产业、延伸资源产业链,因地制宜地推动绿色生态旅游业发展;绿色技术创新路径提倡科技进步驱动,培育绿色技术创新,需要资源型城市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力度,完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强化企业清洁生产能力;发展方式转变路径强调生态环境保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资源型城市需要积极探索绿色矿山的修复机制,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制度;政策制度调控路径需要增强政府管理能力,深化政策制度调控,健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重构资源利用分配机制,不断深化绿色金融创新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