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到1945年8月历时14年的抗日战争,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这场民族解放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增强了中国人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激发了中华民族的生机和活力,显示了民族团结的巨大力量,昭示了国家与民族的希望与未来。近年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成长带来了世人对于中国民族文化的新的关切,引起了全球化语境中,人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的强烈期待和无尽想象。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块神奇土地上的人类创造了灿烂的华夏文明,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对中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和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及其维系发挥着难以估量的作用,对中国的政治思想、社会秩序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历史记忆的发掘、传统文化的研究与继承并不仅仅是为了昨天的荣耀,更是为了今天的进步和未来的繁荣。在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相互交融的时代,为了增强民族自信心,繁荣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发展光大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有必要认真研究我们的传统文化,发掘传统文化精神,用开放的眼光和科学的态度去整理和研究我们自己的文化遗产。文化软实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已经成为当今人们的共识,而抗战时期无数前驱者用鲜血和智慧浇铸的精神文明之花——抗战文化,已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团结和进步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因此对抗战文化思潮与文学创作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查阅资料、研究思考的基础上,我提出了抗战时期“文化内转”的概念,在《江汉论坛》等期刊发表,并在参加上海大学承办的第十届两岸三地博士生论坛和专家学者交流研讨中得到认可。文化“内转思潮”指的是文化主潮的流向,相对于五四新文化思潮面向西方,否定传统的外转而言的,是迫于战争压力,适应统一战线形势,基于文化抗战需要,为了振奋民族精神而自然形成的文化潮流。由批判传统文化、学习西方文化,改造国民性、提倡个性解放为主转向弘扬民族精神,传承传统文化,强调集体意志,倡导“民族化”“大众化”。其主要思潮流向在内容上涵盖了抗战时期民族主义思潮、爱国主义思潮、传统文化回归思潮等。今天的人们应该辩证地看待文化思潮的内转和外转,在探讨文化主流基于抗战需要实现了内转的同时,也应看到二战中世界各国也存在文化内转现象,中国文化内转诸多因素中也有国外因素,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并在此基础上发展的抗战文化,并没有因为日寇侵略和严重封锁而彻底断绝与世界的联系,仍保持了开发的姿态,但文化思潮主流的内转,以及对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却是客观的历史存在。　　 中国现代史上,文化主潮从五四时期的外转到抗战时期的内转,有着深刻的内因和外因。五四时期反对旧道德旧文化,热血青年们把孔子作为旧道德旧礼教的标志,“打倒孔家店”成为时尚口号与流行标语。虽然这个口号饱含着思想启蒙者对祖国人民的爱、对民族前途的忧,对封建礼教的憎,对现代化愿景的盼,其心可鉴,其情可嘉,其志可佩,其行可赞,然而事实是,“孔家店”所象征的传统文化是打不倒的。这个激烈的行动不仅关涉到如何对待中国的文化遗产和智慧资源,而且触及到了中国社会公众的信仰问题。对孔子的尊奉与信仰是千百年来自然形成的,这一事实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官方统治者的倡导,而在更大的程度上则取决于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是中国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中国人的信仰。抗战时期文化主潮内转是多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在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之后再站起来,其首要内因在传统文化自身强大的生命力。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地渗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血液之中,有着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甚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显意识里,激烈的反传统理念与潜意识里传统的观念也形成悖论。其次是大敌当前,黑云压城之际,传统文化奠定的救亡心理趋向,全国各界团结御侮的文化选择,同时,国民政府对儒家文化的借势推动以及战争局势客观造成的对外隔绝,使得文化内转成为必然。　　 在中国,文化内转又分为两个有着明显差异的地区: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竭力倡导三民主义文化,主流文化转向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通称“解放区”)致力于构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主流文化内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此外沦陷区人民在水深火热中保持了可贵的民族气节,文化领域殖民与反殖民,奴化与反奴化的斗争也在明争暗斗中进行着激烈的较量,植根于大众心中的民族文化传统在帝国主义的摧残之下,显示了它的生机和力量。传统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在后五四时代逐步地显现出来。而抗战的爆发,更激发了它的活力,也可以说抗战的特殊背景,使传统文化的原动力、凝聚力以及抵御外侮的力量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中最敏感的部分,它的触角总是伸向人类最关心的问题。古今中外,文学作家作品都是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在谈到“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时指出:“文化乃指人类生活多方面的一个综合体而言,而文学则是文化体系中重要之一部门。欲求了解某一民族之文学特性,必于其文化之全体系中求之。换言之,若我们能了解得某一民族之文学特性,亦可对于了解此一民族之文化特性有大启示。”从抗战时期的文学所体现出来的最基本的价值意义来说,它既是战时文化的外化,又丰富了抗战文化。它是适应着当时的国家、民族、政党和信仰等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具有特定内涵的艺术,加之作家主体的自觉,使它成为民族解放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　　 抗战时期,文学适应战时的形势和反军事与文化侵略的要求,形成了不同于“五四”及“后五四”的另一种景观。特殊的历史环境,要求文学担负起民族救亡的使命,传统的道德规范要求作家以天下为己任,投身抗战洪流。战争带给中国作家心灵上的震颤是空前的,把自己的全身心贡献给民族解放事业,这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绝大多数作家的心理趋向。而在中外文化的倚重上,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传承,成为一切有正义感的作家的共同选择。在抗战时期文化内转思潮影响下,伴随着传统文化的回归,民族精神的呼唤,在作家自觉的文化选择中,文学领域西方现代主义思潮风光不再,黯然退位,现实主义主潮自然形成,爱国主义主旋律贯穿抗战文学始终,大众化风格成为文学作品的时尚。　　 抗战小说是一种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记录和弘扬民族之魂,参与民族救亡图存斗争的文学形式。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抗战时期特有的时代精神共同构成了抗战小说的精神内涵。解放区,赵树理、孙犁的抗战小说是典型的文化内转背景的产物。民族解放运动的召唤,文化回归思潮的影响,使赵树理、孙犁自觉地作出了向内转的选择:在主体意识上,在创作题材上,在描写对象上,在艺术手法上,透过现实向传统汲取营养,在其抗战小说中深刻地揭示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面对强敌入侵展现出来的精神品格。他们成功地借鉴了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表现手法,各自运用其独特的叙事抒情方式,语言结构形式,在整体上反映出了特定文化背景下的文化群体所具有的审美意识,并选择了符合这一文化群体的审美标准,在作品中深刻地揭示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思想形态及心理轨迹,展示了一幅幅民族风俗画,创作出了独特艺术风格的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划出了两道靓丽的风景线。　　 历史剧的创作是抗战文学创作中最引人注目的热点现象,形成了战国史剧、李自成史剧、南明史剧、太平天国史剧等四个热点。抗战史剧是文化工作者在民族的生死关头、庄严时刻的理性思考,也是时代风云在剧作家心头所激起的感情波澜。他们要发掘民族的宝贵资源,弘扬固有的民族力量,扫除民族的丑角败类；他们要在国难当头之际,建构新的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内转思潮投影的郭沫若的抗战史剧,以历史学家、文学家明确的主体意识与独特的视角,通过历史题材的人物和故事,描绘了中华民族的鲜活历史,立笔往古,指归当今,砥砺民族气节、激发爱国情操,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作用和文化价值。此外,救亡背景下的文化内转、民族精神的回归,对女性社会角色的思考以及现实斗争的迫切要求等因素共同作用,使长期被冷落的赛金花成为三十年代舆论的焦点。夏衍的讽喻史剧《赛金花》,在引起争议的同时,带给人们的是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省。　　 任何形式的文学,由于生成时空和创作主体的不同,其价值取向及审美张力也会自然而然地存在着差异。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甚至在复兴民族文化、建构二十一世纪和谐文化的今天,向内转与向外转的话题仍在困扰着人们。文化史研究应该坚持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历史主义的态度,以今天的视野回顾历史,通过史料研究来还原历史本相。本文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点面结合,从宏观的角度,从战略的高度探讨现代文化发展的大致走向,阐明现代文化由五四时期以启蒙为主题、面向西方、否定传统文化的外转转变为抗战时期以救亡为主题、回归本土、弘扬传统文化的内转史实,分析文化内转的原因及特征及其影响,同时把国统区、根据地、沦陷区最具代表性的的热点文化与文学现象置于文化内转的背景下,进行剖析、比较、研究,探讨抗战文学创作的文化底蕴及新特点新变化,从中探究抗战文化的深刻影响与渗透,进而获得对抗战文化与文学二者联系的较全面深刻的认识,有利于全面深刻分析抗战时期历史文化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有利于开发利用本民族优秀文化资源,发掘其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和谐进步相适应的积极内容,有利于繁荣今天的文化事业和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