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人邹韬奋在中国近代史是著名的新闻出版活动家。他一生追求进步,有着自己独立的人格,并将民众作为自己思想的着眼点和立足点。探究报人的政治主张离不开其时的社会语境。20世纪30年代邹韬奋因国家处于危亡时刻积极为民族救亡奔走。他始终立于大众的立场,希望以“实业的振兴”来实现“政治的清明”。社会交往对于个人思想的影响虽然不是唯一的,但确是重要的。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末,在以学校、报刊和社团为中心的交往圈内,报人邹韬奋的政治主张受到了重要影响。本文从社会交往的角度入手,探讨社会交往对于报人邹韬奋的政治主张产生的影响,从而总结及分析其政治主张的特点。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宏观勾勒邹韬奋在早年逐渐沉淀的报人所需素养和逐渐形成的政治主张的底色。20世纪初到20世纪20年代,邹韬奋从南洋公学到圣约翰大学的教育经历使其有了新闻记者的梦想,期间他又训练了文字功底和写作能力和探访技巧。邹韬奋还接触并肯定美国的实用主义。受各种救国思潮影响,邹韬奋坚持教育救国,将知识分子的使命与民众结合。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他深入了解了杜威的实用主义。这使得他在实用主义的影响下主张研究实际问题,希冀通过改良的道路来实现国家的振兴。第二部分主要分析在民国报刊语境下邹韬奋如何围绕刊物组稿等进行社会交往,并在这些社会交往中形成或强化自己的政治主张。主编《生活》周刊是邹韬奋职业生涯的重大转变。围绕《生活》周刊的读者、编者、作者的交往中邹韬奋自己的主张也渐显。这些与胡适的实用主义改良立场不无关系,也离不开毕云程、胡愈之、艾寒松等的影响。当然,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杜威的平民教育思想也有重要关联。因此,邹韬奋的政治主张从实用主义和实业救国的改良主张逐步转向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主张。第三部分探讨结社对于邹韬奋政治主张的影响。邹韬奋在社团内的交往涉及其时的社会语境。救亡压力下知识分子在救国方式上有其不同的选择。邹韬奋积极参加救亡社团,号召全国人民团结御侮。邹韬奋在社团内的交往中除了受到社团内成员拳拳救国之心的感染,也为他们的人格魅力所折服。在这样的情境下成员的主张自然也相互影响。救国会七君子事件使他们七个人紧紧团结在一起。这种革命友谊使这种影响更为深远。在这样的场域内,邹韬奋将办报事业与社团的政治立场结合起来,积极宣传社团的救国主张。第四部分总结在三个不同阶段报人邹韬奋的政治主张的特点。邹韬奋在学校、报刊和结社这三个向度内形成的政治主张有其关联性。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下,作为报人的知识分子邹韬奋在其交往圈内评估其他人的观点和理论并在社会实践中对于自己的政治主张不断进行修正,进而对产生一定的现实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