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到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杜维明的文明对话,从与硬实力比肩的软实力的提出,到日益成为新型产业支柱的文化产业的兴盛,从文化力到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文化生产力的概念,所有的这些共同指向了一个方向——文化问题成为知识时代一个突出的问题。而如何看待文化的产业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如何认识,成为理论争论的一个焦点。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工业的批判,到美国文化产业的霸权,从中国大力提升文化生产力,推进文化产业发展,到发展哲学主张跨越发展的文化选择,这些都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加以分析。本文从马克思的四大生产理论出发,说明了在马克思看来,论及生产、生产力理论时,并不是狭隘的只是指物质生产、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以及精神生产力同样是其中重要的概念。本文所说的文化生产力是一种狭义的概念,主要就是“精神方面的生产力”,是指人们围绕满足人类自身的精神需求,把人类自身的思想、意志和情感作为文化资源,生产文化产品、提供文化服务和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在明确了理论概念后,本文从前工业时代开始,论述了文化以及文化生产力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阐明了为何在后工业时代或者说是知识经济时代,文化生产力得以成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形态,对社会发展起到了比以往更为显著的作用。中国目前处在一种独特的历史境遇中,一个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遭遇全球后现代的挑战。新现代性下的中国,不能拘泥于以往的发展模式,需要采取一种符合世情、国情的新的发展策略。本文以徐州为例,说明了在这种前所未有的新情况下,通过发展文化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发展进程,是一种可行的模式。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中国在新现代性下谋求多元发展观的体现。但同时,我们对任何事物都要抱有一分为二的态度,在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同时,对待一些问题也要审慎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