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国共内战时期北方解放区土改的政治动员为研究对象,尝试引入情感这个社会心理变量来考察北方土改运动。1946——1948年中共领导的北方农村土改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起到了最终的决定性的作用,其中土改运动中对农民的成功而广泛的社会动员是中共获胜的关键所在。本研究在传统研究困境的基础上,采用情感动员的视角,通过对翻身与诉苦的具体历史考察,重新审视北方土改中社会动员的机制与技术,为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另外一种路径。中共土改的历史社会背景是本研究的首要考察对象。国共内战前的北方乡村的独特历史传统和社会结构构成了中共在北方解放区进行激进土改的社会背景。这些因素限制了土改中社会动员的模式选择。在土改的地方实践中,表现为对情感动员的倚重,其动力机制在于民众社会情感的唤起和调控。中共的情感动员采用了把“诉苦”、“翻身”等群众动员技术和阶级教育技术发展成为一场宏观政治仪式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地激发农民的社会情感。为了顺利完成“土改发动者的情感唤起——仪式主角的情感喷发——仪式旁观者的情感参与”这样一个情感动员任务,这些政治仪式展演运用了许多政治策略以控制仪式过程。在政治仪式中,土改组织者发明出几种微观权力技术来提高农民政治觉悟,如逻辑归因技术、阶级分类技术、对比评价技术。由于这些策略和技术的广泛运用,整个政治仪式的宏观展演打破了农民传统的生活认知框架和日常道德体验,成功改造了农民的社会情感,唤起了农民的巨大情感能量投入革命。“诉苦”等政治仪式激发出来的情感流向和观念结构重构了农村社区的结构图景,重塑了乡村中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农村社区经历了一个重新分化与再整合的过程。农民对地主的仇恨所产生的阶级对立导致了一种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新的社会分化(阶级分化)形成,“划成份”的历史实践则促进了新的社会分化的定型和固化;同时,一种新的建基于共同压力(地主和国民党)的社会整合和集体认同也开始形成:共同的心理体验和情感诉求完成了“天下农民是一家”的身份认同,批斗地主、均分土地等措施使中共与农民之间建构了一个想象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土改中出现了一个与原来的“客观性社会结构”不同的新的社会结构——“表达性社会结构”,这个中共阶级话语里的表达性社会结构与动员起来的情感互相依赖、共生共存。本研究认为,无论是话语动员还是利益动员,都离不开情感的积极参与和有效运作。情感动员在这一革命阶段扮演了一个核心的角色。关于中共的情感动员何以有效,也做了初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