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协同进化论（Co-evolution）是对达尔文经典进化论的新突破,不仅弥补了经典进化论的诸多缺失,而且对生物界的一系列事实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其应用空间十分广阔。因而,协同进化论自1964年被埃里希（Ehrlich）和莱文（Raven）提出之日起,逐步得到自然科学界的积极响应。其后,又被众多社会科学所引进和创新利用,在20世纪后期形成了中外研究的热潮,并将协同进化论创新式的表述为“协同演化论”,将经典进化论中的“竞争”与“淘汰”、“高等”与“低等”等内容置为次要地位,转而将生物界更普遍、更有意义的“互惠共生”内容置为主导地位,这种新发现和研究的新转向更符合我国大力推进的生态文明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同同体。同样地,从民族学的视角看,使用“进化”一词来解释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难免带有“先进”与“落后”的民族本位偏见思想,而使用“演化”一词则更符合民族学的价值立场,为此,本研究则继续沿用其他社会科学所倡导的“协同演化”的提法。笔者选取历史积淀相对丰富,文献记载较为系统的民族文化与楠木资源协同演化领域,并将尚有活态楠木群落的河溪镇楠木村作为田野调查点,尝试利用协同演化论展开系统研究,以便为民族学顺利引进和创新利用协同演化论贡献绵薄之力。正因为协同演化论在中外民族学领域的利用工作相对滞后,使得此前分析有关楠木资源萎缩或者濒临灭绝的成因存在一定的偏差。为此,笔者在协同演化论的指导下,针对我国楠木资源的现状展开规范的科学取证,发现“皇木采办说”利用局部资料讨论整体性问题,以偏概全、偷换逻辑概念。“气候变迁说”误用地质史资料的理论时空适用范围,混淆了地质史与人类文明史的时空差异。“过度利用说”则曲解了可再生资源的根本属性,利用随机资料和指标而下结论。仅有共时态的资料还缺乏历史的纵深感。为此,本研究还进一步从浩瀚的中国历史文献中,查找、梳理、甄别和解读有关楠木及相关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资料。结果发现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岁月中,各民族传统文化一直与楠木资源保持着互惠共生的协同演化关系,人类借助其创造的文化为楠木群落的更新与壮大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包括帮助楠木各物种排除种内、种间竞争和自然选择的干扰,支持楠木各物种在中华大地上生息繁衍。楠木资源则在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参与和干预下,按照文化的不同要求,在其最适合生长的区段形成了符合人类需要的楠材,满足了各族居民对楠木器具的消费需求,最终使得我国各民族传统文化与楠木资源达成了互惠共生的协同演化格局。仅是到了改土归流之后,传统楠木生产基地的生计方式出现转变,楠木宜林地被改作他用,同时,种植和管护楠木的制度保障也逐步缺失,楠木资源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急剧萎缩,进而导致各民族传统文化与楠木资源历来存在的互惠共生的协同演化格局逐步式微。具体表现在我国楠木资源的生态景观失衡,我国各族民众对楠木的认知失实,管护楠木的民族传统文化功能失常,跨文化楠木市场与保护失据等等。那么,如何重构民族文化与楠木资源互惠共生的协同演化格局,支撑传统楠木生产基地贫困群体的可持续脱贫,则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围绕民族文化与楠木资源的协同演化关系展开研究,终极目标是要突破民族学的基础理论建设,服务于中国乃至世界的长远发展。同时需要看到,协同演化论在指导民族学研究时,因研究对象——文化与具体的动植物具有一系列的特殊性,所以在展开文化与物的协同演化分析时,不仅需要注意到协同演化的整体性、独立性、时空一致性和长期延续性,还需要注意到演化对象的非对称性,这样才能在协同演化关系式微期,找准重构协同演化格局的对象与主体。楠木之事虽小,但可以喻大。本研究认为协同演化论是21世纪的基础理论之一,该理论不仅可以解释人与生物物种之间,亦可以解释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互惠共生的事实。协同演化论一旦成为民族学的理论利器,我国当前致力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构人与自然和谐共荣关系,贫困地区的可持续脱贫,乃至生态文明建设等行动都可以得到该理论的支持与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