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和组织的积极响应,推动了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我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投资和贸易越来越频繁,跨境税收问题也越来越值得重视。2019年第一届“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论坛联合发布的《乌镇声明》中表示要坚持依法治税、加强税收争议的解决。以公平、可预期和协调一致的方式适用税法和税收协定,推动建立公平、协调、高效的国内税收争议预防和解决机制。国际税收协定为解决国家之间的跨境税收问题,如双重征税,税收争议,跨境逃避税等提供了法律基础。能够维护税收公平,落实实质课税。尽管税收协定可以发挥这些作用,但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式,现有的税收协定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如何更好地利用税收协定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本文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研究我国与沿线国家签订的54份双边税收协定,对于促进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投资贸易、减少税收争议、维护税收管辖权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文章首先阐述了税收协定发挥作用的理论基础。随后总结归纳我国与沿线国家税收协定的现状,通过对比分析协定中的内容,发现我国与沿线国家税收协定条款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常设机构的时间认定标准不符合当下投资贸易的现状,并且不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预提税税率总体偏高,我国无法享受到合理的税收利益,也无法更好地减轻“走出去”企业的税收负担;缺少税收饶让条款;相互协商制度解决税收争议效率低,税收情报交换制度无法很好地应对当下的国际避税行为等等。接着通过借鉴数字经济下常涉机构认定、预提税率设置、税收饶让条款、相互协商条款和税收情报交换制度的国际经验,并结合BEPS行动计划的成果及要求,提出了完善我国与沿线国家税收协定网络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