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经济学假设认为风险与收益之间呈一致的正向关系，而Bowman在进行实证研究过程中，却得到了大部分产业风险与收益负相关关系的重要结论，由此组织决策、战略管理研究领域开始了一场对公司风险与公司绩效的路径关系的深入讨论。2008年经济危机浪潮波及全球，转型经济中的中国企业第一次受到了剧烈的环境冲击。基于对这一现象问题的思考，关注企业管理决策实践的学者试图探讨长期生存与风险对企业运作经营的导向作用。企业作为市场活动的主要行为主体，其风险承担倾向的理性化在组织的战略和运作决策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如何合理评估和持续训整自身的风险承担水平，是企业在进行短期盈利和长期发展均衡过程中必须不断探索和思考的问题，同时也是公司治理尤其公司经理层监管方面需要重点探索的突破方向之一。同时，对组织绩效以及组织冗余其他组织要素的前因作用的考察则有助于更有效地从组织层面上理解组织决策风险承担倾向的形成和反馈机制。考虑到中国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制度形式的新兴经济体，与其他市场相比，其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对企业的组织决策都有着显著不同的影响作用，尤其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核心的国有企业，其存在的双重属性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导致有关绩效与风险之间的关系可能呈现出一种特殊的路径效应。本文正是从这一视角延伸，进而展开关于Bowman悖论在中国情境下的有效性探讨的。　　 本文在疏理风险水平与企业绩效相关性(即有关Bowman悖论的延伸讨论)文献的基础上发现，而国内学者是从金融危机(2008年)之后才开始涉足Bowman悖论(风险—收益悖论)在中国情境下可应用性的探索性研究的，同时在分析思路上均是以企业风险水平—组织绩效这一结果路径来进行实证推论的。因此本文在研究视角上采纳绩效—风险这一过程路径模式，以国有控股企业为研究对象，首先从理论演绎上分析和解释国有控股企业这一特殊群体的非理性化的决策模式及决策风险承担倾向，在后续进行实证研究中，以649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经筛选后)为研究样本，风险综合得分反映风险指标，净资产收益率为绩效指标，应用SPSS16．0统计软件验证国有控股公司风险水平与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关系。此外，本文引入组织冗余、股权结构等其他组织要素来更好地解构这种关系的成因。实证结果证明了本文提出的国有控股企业的绩效—风险的非线性假设，股权集中对于企业风险规避的导向，而国有资本控制比例对于绩效—风险的调节作用、组织冗余的中介作用并没有通过检验，本文对可能导致的原因进行了解释，并从公司治理和管理决策方面提出了有关风险控制、绩效推进的可行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