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是美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和散文家。给斯坦贝克带来终生荣誉的是其代表作《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of，Wrath，1939)，主要也是因为这部美国大萧条时期的扛鼎之作，斯坦贝克于1962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作为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和沙尘肆虐时期一部史诗般作品，《愤怒的葡萄》逼真地，详实地描绘了以约德一家为代表的美国失地农民西行寻梦的苦难历程。在西行目的地加利福尼亚州，移民们并未找到理想中的“福地”。通过这一结局，斯坦贝克迫使人们开始质疑美国民族精神中“个体主义”和“西行寻梦”的情节，其中也透露出斯坦贝克内心深处所蕴涵的人文情怀和生态情愫。　　 自出版以来，《愤怒的葡萄》虽然受到不少学术关注，也有不少评论家称赞它是美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遗憾的是，目前的研究结果总体而言多少有点两极分化，小说要么被定性为几乎没有什么艺术价值的政治宣传品，要么就被恭推为上等的艺术佳作。批评家们要么过于夸大《愤怒的葡萄》的艺术价值，要么总是将小说定性为“左翼”运动的代表作。实际上，这样的评价对于作家而言是不太公平的，也有点冒险，容易忽略斯坦贝克在自然生态文学方面所做的贡献。该篇论文从美国民族文化渊源和生态批评的角度出发，重新阅读这一文学名著，探究斯坦贝克在作品中表露的文化颠覆倾向和生态智慧。论文认为，通过描写约德一家西行途中以及后来在目的地加利福尼亚的种种遭遇，斯坦贝克试图质疑乃至颠覆美国文化传统中“新伊甸园就在西边”这一民族情节，同时也向身处重重灾难中的美国民众表明，摈弃“小我”思想、停止西行，重建人和人以及人与土地间的和谐才是一条真正的、生态的返乡之路。　　 论文分为六个部分。首先，论文就斯坦贝克和《愤怒的葡萄》作了简要介绍，陈述了论文观点，提供研究的缘起，并对文学评论界在斯坦贝克和其代表作《愤怒的葡萄》研究方面积累的批评成果作了简要回顾与综述。　　 论文正文的第二章重点追溯了美国民族精神中“西行寻梦”情节的文化渊源。论文研究发现，“伊甸园就在西边”这一思维模式起源于早期移民和后来的美国民众对基督教某些思想的误读。斯坦贝克试图质疑和颠覆美国文化传统中“个体主义”和“西行寻梦”情节，他还暗示，不能善待同胞和赖以生存的土地的新移民们终将难以找回理想中的“希望之乡”，而重建人类间的和谐、尊重自然、敬畏脚下的土地才是一条真正的、生态的返乡之路。　　 论文第三章重点研究了斯坦贝克文学创作理念中生态智慧的渊源与表现，并探究了斯坦贝克如何借助超验主义思想中的整体观和自然观来表达其生态诉求的。《愤怒的葡萄》中的前牧师吉姆·凯西尽管出场不多，但其地位举足轻重，在某种程度上他是超验主义思想的代言人，更是充满生态启示的预言家。从荒野中归来的凯西一直致力于在移民当中灌输“整体利益”的思想。正是在凯西的帮助下，西行的人们开始学会重新审视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　　 论文的第四章探究了生态灾难背后的人类自身原因--人类相互隔离和异化。美国文化渊源中的个体主义一旦膨胀就会成为人与人之间沟通、交往与和谐的障碍。通过对移民约德一家各个成员的性格特征和价值取向进行仔细分析，论文研究发现他们有着共性，那就是“小我”意识过重。斯坦贝克所设计的艰难的西行历程实则移民代表约德一家心灵受教育的过程。是美国民众从“小我”到“大我”的蜕变过程。　　 在《斯坦贝克与环境：跨学科研究》(Steinbeck and the Environmen：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1997)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论文第五部分就斯坦贝克的土地伦理进行了回顾与挖掘。本章节重点探究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人和土地的异化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发现约德一家之所以没有找到理想中的“福地”，是因为以他们为代表的美国移民在西行的过程中已经不断地伤害了土地，同土地已经异化，这是移民苦难的另一根源之所在。　　 通过以上的讨论和分析，本文得出结论：“个体主义”和“西行观念”是潜于美国民族意识深处的独特情结。膨胀的个体主义使人和人之间产生隔阂，在“伊甸园就在西边”这一传统情节的强化下，这种隔阂继而影响到人和土地的关系。丢失人类和谐的美国民众必然也要走向土地的对立面，他们最终难寻“希望之乡”。因失去土地而向西迁移的约德一家并未在加州找到理想中的“福地”。作家斯坦贝克借助这一结局向生态困境中的美国民众暗示，停止西行，诗意地回归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家园，才是一条真正的返乡之路。　　 在现有的跨学科研究成果基础之上，该论文对《愤怒的葡萄》这部经典文学作品重新进行解读。论文认为，该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传统意义上的“希望之乡”的质疑和对自然灾害根源的揭示。这一结论进而促使美国公众乃至现代人类重新审视建立在“西行情节”基础上的美国传统，同时也促使身处生态困境中的人们进一步探究生态灾难背后的文化思想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