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指的海外华文媒体是指中国本土以外的华侨、华人或外国人创办的，以华文为语言符号系统的，以华侨、华人为主要对象的，包括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在内的传统媒体和现代媒体。它不仅包括单纯以中文为表达语言的，还包括中文与其他语言的双语和多语媒体。它伴随着中国人移居海外而发生、发展起来，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但真正的繁荣却是在进入20世纪之后。　　从整体上来看，海外华文媒体是一种族裔媒体。它的主要创办者是移居海外的华侨华人，是移植于海外的以中华文化为共同特性的各种具有个体差异的集合，同时也是世界传播体系的组成部分。它的生存与发展既是海外华侨华人满足自身文化归属感的需要，同时也是世界各种力量作用下的产物。它的发展不但受所在国制度和政策的约束，受中国与所在国外交关系状况的影响，而且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有关，因此，它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海外华侨华人成分的复杂性，也使得海外华文媒体具有较为复杂的显而易见的人群背景特色。在它所传播的内容中，中国信息的比重始终占据一定比重，使得海外华文媒体在远离中国信息源和获取渠道的情况下，或多或少依赖于中国信息业的发展。它们始终发挥着海外华侨华人的信息来源，传播中华文化的域外载体和维护华侨华人合法权益的工具等功能。　　进入以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新时期，作为世界传播体系的一部分，海外华文媒体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集中于东南亚，到七八十年代聚集于东南亚、北美、欧洲，发展成为今日分布于世界五大洲各主要国家和城市的世界性传媒，和日益显现出全球性拓展的态势。同时随着移居海外的华侨华人的数量、层次和素质均发生了与20世纪七十年代之前截然不同的变化，海外华文媒体的传者与受众的差异性凸显。伴随海外华文媒体市场的不断扩大、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以及华侨华人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海外华文媒体的经营开始向集团化方向发展，华文媒体的种类不断丰富，不同背景的华文媒体开始走向融合，并与我国媒体的合作日益频繁。　　随着海外华文媒体的主要创办人--海外华侨华人群体规模日益壮大，整体素质和实力的提高，以及中围综合国力的提高，推行多元文化政策的国家，主张利用族裔媒体同化新移民，甚至希望利用其成为进入中国传媒市场的“试金石”；而推行单一文化政策的困家，出于借助本国华文媒体的力量，发展与中国各方面合作关系的考虑，开始逐步放松对所在困华文媒体的诸多严苛的限制，于是海外华文媒体便成为区别于中国大陆以及港澳台媒体，在双重文化背景下传播中华文化的边缘力量，这种介于所在国所强化的国家认同与其自身所烙的对中华文化认同背景下的海外华文媒体，会随着两种认同的力量对比而呈现出不同的倾向，因此，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中华文化是我国对外传播的必然选择。　　但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以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我国的国际舆论环境面临来自跨国媒体集团带来世界传媒市场一体化、西方敌对势力以及中西两种传播观念差别所带来的挑战，不但如此，由于我困对外传播存在着技术、意识形态以及文化和接受习惯的局限，尽管我国的对外传播在传播手段、技术手段以及传播投入等方面取得了较快的发展，我国的对外传播尚未能完全摆脱被动状态。　　因此，笔者在对海外华文媒体和中国对外传播现状的分析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利用海外华文媒体扩大我国的舆论阵地以及传播中华文化的益处。由于海外华文媒体自身的特性，通过海外华文媒体为我服务，不仅有利于实现我国对外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形式的本土化，而且有利于缓解我国所面临的国际舆论压力和弘扬中华文化。正如前面所述的，海外华文媒体是一种边缘力量，它并不受我国法律和传播制度的约束，因此，从传播的几个要素着手，通过舆论领袖的选择、议程设置的制定以及使用一一满足原理，探讨了如何依靠和利用海外华文媒体为我国对外传播服务的策略。第一，要从各具特色的海外华文媒体中选择“舆论领袖”。一是指媒体的选择，二是指媒体中传播者的选择，三是指华侨华人社会中非组织的传播者的选择。第二，根据议题设置理论，在开展与不怀好意的西方媒体针锋相对的斗争时，就着重围绕它们所关注的“人权”、“民主”、“宗教”等舆论热点和社会难点问题向海外华文媒体提供真实信息。第三，根据“使用一满足”理论，制作和提供符合海外华侨华人口味，满足他们需要的内容。第四，开展互惠互利的合作。第五，大力推动中文网络资源的整合。除此之外，还应重视与港澳台媒体的沟通、交流与合作。　　总而言之，海外华文媒体既是所在国渗透和利用的对象，也是我国开展对外传播的独特资源，因此，中国对外传播机构除了进一步提高自身传播能力之外，还应关注和重视海外华文媒体的发展，加强与它们的信息沟通与交流，优势互补，从而形成了一个“华文传播圈”。在意识形态和文化还不可能被世界广泛认同之时，依托中文与网络，中国的对外传播出华语地区逐步走向世界应是可行而有效的捷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