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以《莎菲女士的日记》轰动文坛的都市女作家丁玲，在历经千辛万苦后来到延安，由此从都市的左翼文学组织进入农村革命政权机构，并受到这一政权的直接领导。丁玲以饱满的战斗激情投入到自我重塑与现实革命中。她坚持以自我意识观察社会现实，并积极反思自我，提升自我。在变动不居的历史现实中，她试图保持一个开放的主体。 随着对工农兵组织工作与大众生活的逐步深入，丁玲产生了不适应感：在组织运作中，自我被置于被动服从的位置，留存于组织内外的乡村传统价值则使得自我面临更加复杂的处境。这给进向大众革命的丁玲提出了挑战。在日趋成熟的政权体制下，丁玲在自我大众化的追求中，虽然与革命政权达成一致，但其主体的自主空间越来越狭小。在对具体革命实践的评判上，丁玲作品开始出现自我经验与阶级理论的分裂，而其充满活力的主体性，在这一裂隙中变得无所作为了。刚刚闪现的新的主体又消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