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特以批判的态度阅读了笛卡尔、叔本华和普鲁斯特的著作。他把小说建立在关于主体的哲学话语上，认为自我是一个封闭的小世界，没有任何手段与外界沟通。在他看来，“要当艺术家就要失败”，因为艺术的王国就是“那种失败”，那种不与外来价值系统沟通的潜意识领域。因此，贝克特的文学是一种纯粹“失败”的、与“希望”无关的文学，一种甚至与鼎盛时期的现代主义作品也截然不同的文学。虚无观、存在论、荒诞派以及人文主义等似乎都与贝克特的初衷有些相悖，因为这些批评话语的基础都是作者竭力回避的外来价值系统。对于贝克特的自我探索小说而言，后现代精神分析或拉康的语言学精神分析应该是另一种行而有效的批评话语，因为它既与自我探索的主题或作者意图密切相关，又可以揭示作者对禁锢在外界价值观囚笼中的传统叙事的解构策略。确切地说，尽管在贝克特批评中尚未普遍采用，拉康的精神分析却完全可以锁定为本文的方法论。　　正如想像界和早期象征界只是主体从混沌迈向语言的过渡领域，贝克特小说中的主体仍然在困境中飘摇不定，这种不确定造成了贝克特小说与普鲁斯特和乔伊斯之前的传统小说的根本区别。由于叙事者主体地位的动荡，前者显得混乱而晦涩;因为叙事者主体性的稳定，后者就呈现出井然的秩序和透明的结构。换言之，前者描绘的是差异缺失因而无知无能、混乱不堪的伊甸园，而后者虚构的却是差异、结构和认知的王国。这种区别也隐含在贝克特的主要小说内部:经过研究，这些小说呈现出一条从现代到后现代、从外部到内部、从默念到朗读的螺旋式演进的发展脉络。具体而言，贝克特的试笔之作《莫菲》是内外部均衡的现代主义作品，革故鼎新的实验之作《瓦特》具有更多的内部小说和后现代小说的特征，而自觉用法语创作的三部曲则完全沉入潜意识领域，不仅标志着“现代性的终结”，而且更像是舞台上的内心独白。为了清晰地勾勒这条发展脉络，也为了使“压抑的贝克特”不致让读者读而却步，本文将从拉康精神分析的角度对这五部小说逐一进行细致的阐释，而非综合性论述。　　从拉康精神分析学的角度，贝克特主体的两难处境可以得到令人信服的阐释。拉康采用索绪尔和雅各布逊的批评话语，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进行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改造。他认为，说话主体的发展可以划分为真实界、想像界和象征界三个层次，这些层次分别与婴儿1至5个月、6至18个月或3至6岁时出现的母子统一的幻象阶段、自我辨认的镜像阶段和母子分离的恋母阶段大致对应。对婴儿主体性确立过程中的问题及不同阶段的神经病症，拉康借用语言学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他的理论是解读贝克特小说的又一种深刻的方法论，因为充塞着贝克特小说的众多谜团在拉康的理论中似乎都有系统的论述。事实上，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令人信服地解答了贝克特五部小说中的所有主要事件和悖论，如莫菲的精神分裂与自恋，瓦特的身份危机与父亲引导的匮乏，莫洛伊的恋母情结、恋物癖与缠线板游戏，莫兰的退化，马隆的殉难妄想与死亡本能，以及无可名状者主体地位的丧失与身体的肢解等等。这些事件与悖论表明，贝克特笔下的主体既无法认同专制父亲的名字，又不能回归同一与宁静的母体。对拉康而言，贝克特小说中的所有反英雄都囚禁在想像界和早期象征界的牢笼中。　　导论部分主要探讨了采用拉康精神分析学阐释贝克特小说的可行性。　　第一章分析了首部小说《莫菲》的同名主人公的心理特征，认为心理封闭的主人公是一个典型的自恋者。莫菲患有精神分裂症，无法保持“大脑与躯体的平衡”，因而总是与笛卡尔的理性世界格格不入。他同笛卡尔主义的抗争表明，作者已经开始竭力解构以理性为中心的二元论。在拉康看来，这种二元论源自父亲强行拆分母子时给儿子造成的精神分裂，它无情地粉碎了那“无形的虚空”，将同一的事物裂变为受牛顿定律支配的决定论世界。莫菲被迫逃往与理性世界隔离的精神病院，梦寐以求地在那儿寻找无知而自由的伊甸园。　　本文的第二章论述了实验小说《瓦特》中的身份危机，指出父亲的漂浮不定与萎靡无能造成了儿子的认同困境，而这种困境又最终导致了叙述的多层次混乱。似父非父的诺特在性别等方面的特征模糊难辨，这暗示了中心权威在诺特世界的缺场。在他莫名其妙的势力范围内，孝顺的仆役兼愚钝的唯名论者瓦特沦为了语言与言语鸿沟的受害者，他无法将个体纳入类属的框架，发现诺特的物品都是不可知论的实物。没有父亲权威的引导，这个早产的主体夹杂在强烈的认知欲望和现实的认知无能之间进退两难，仿佛无助的耶稣渴望着圣灵的救赎。瓦特在认知危机中饱受折磨，渐渐暴露出滞留在想像界的内外特征:装束酷似婴儿腰缠脐带，而动作和语言则左右颠倒，构成正常动作和语言的朦胧镜像。此外，借助诺特、瓦特、山姆和哈克特之间模糊的镜像关系，父亲无能引发的混乱跨越层层叙述，从小世界渗透到了大世界。《瓦特》的多层镜像叙述是作者下一部小说中“镜像写作”的试笔，预示着贝克特小说的主体将面临相似但更为复杂的困境和悖论。　　第三章详细阐释了《莫洛伊》中让人费解的种种困境和悖论，认为贝克特小说三部曲的首篇描绘的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典型病症。正如人不可能真正重归母体，父亲死亡之前，莫洛伊无法满足乱伦的冲动，除非采用象征的方式。因此，在回归家园的跋涉中，他对自行车、橡胶喇叭、卵石等抱有莫名其妙的固恋，暴露出恋物癖症状，而且总是玩弄反弗洛伊德的缠线板游戏，其中仿造新词“Mag”以及同母亲替身交媾就是明显的例子。这些恋物习性与反讽游戏不仅表明父亲权威的弱化，而且暗示了贝克特主体从象征界退化的趋势。莫洛伊几乎跨入了俄狄浦斯禁区，而莫兰则对父亲的法则必恭必敬。然而，在自我探索的漫漫旅途中，莫兰像寻求三位一体的基督一样经受了殉难的煎熬，因为认同专制父亲意味着虚空、封闭的原始自我的终结。剥去在象征界披上的层层外衣，本真的莫兰是一个尚未孕育成熟的主体，无法不把冥冥中追寻的目标称作“母亲莫洛伊”。尽管隔离在截然分立的叙述单位，莫洛伊和莫兰通过与人物C和A的复杂的镜像关系，依稀瞥见了自己在不同界域的形象。贝克特的“镜像写作”以十字形刀架为实物象征，描述了早产的主体抗拒父亲律令、逃避原初法则的过程。　　本文的第四章对更加内倾、更有元小说特征的《马隆之死》进行了细致的心理剖析，指出马隆的写作游戏实质上是一场失败的主体与他者的镜像游戏。作为乱伦冲动的恶果，在床榻上奄奄一息的马隆仿佛是在子宫里溃烂的衰老胚胎。这种难产或者生死交融的情境，使马隆产生了在复活节殉难的强迫性妄想，迫使他把虚构变成自相矛盾的镜像游戏。这种游戏必须符合主体与他者相区分的原则，为的是在死亡终了一切之前谋取照镜自顾的福祉。虽然刻意保持距离，马隆却绝望地发现，自己的虚构依然是自我的直接投射:愚钝的少年萨泊和癫狂的成年麦克曼不过是自己封闭、虚空的内心镜像。无奈的他不再毫不情愿地在游戏中渲染死亡的情景，而是频繁介入，在自己行将就木时擅自决定人物的死亡方式。在马隆写作僵局的结尾，事实和虚构终于合二为一，象征性地满足了主体与他者同一的原发性欲望。在完整的主体性确立之前，马隆的写作游戏注定要失败，因为死亡本能胜过了生命的冲动，虚空与混沌终将包容一切。毕竟，生命的终极目标就是死亡。　　第五章以贝克特三部曲的末篇《无可名状》为研究对象，重点论述了言语行为者无法言说的存在困境。在无以复加的悖论中，言语行为者被逐出了说话主体的位置，只能借用他人的声音来叙述自己的故事，并希望在连绵不断的言语中抵达主体的安定和最终的宁静。面对这场危机，言语行为者无能为力，既无法确定存在的位置，又不能确认主体的身份，仿佛因缺乏父亲的引导而迷失在二元世界之外的早产婴儿。他依稀听到的故事具有镜子的功能，映射出一个孤注一掷地抵制理性和语言的封闭自我:他不是“小学生马胡”，不是对父亲马胡亦步亦趋的“高等哺乳动物”，而是“蛆”，一种“语词”或父亲的名字无法教化的“原生动物”。言语行为者发现自己无可名状，因为背弃了主体自在的笛卡尔理性主义，也就脱离了万物皆有其名的语言世界。毕竟，他的欲望不是认同“语词”，而是在言说中幻化成远离象征界的“绝对自由”的尘埃。他沉浸在按照牛顿定律运转的幻想中，但这种幻想必然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对自身空无所有的“耳膜”的妄想，即对莫菲的第三个区域的妄想。至此，贝克特的主体仍未在十字架上顺利生产，但压抑和焦虑的话语早已连绵不绝。哈姆雷特的母亲自命“悲伤”，面贝克特的主体则自诩“空无”。　　根据上述拉康式精神分析，本文在结论中大胆指出，贝克特的“失败”小说可以准确地定义为早产主体的小说，或者镜子、游戏与乱伦困境的小说。不管作者的灵感是否来自“子宫记忆”强迫症，这种小说探索的既非静默的世界，亦非语言的王国，而是广袤、荒芜的中间界域，是想像界和早期象征界的精神分裂症。传统小说显得清澈透底，那是因为小说主体和读者在象征界习得的结构十分类似，而贝克特的小说却晦涩不堪，这是由于他虚构的主体虽然没有孕育成熟，却早已钉上了子宫和阳具构成的十字架。与秩序井然的作品相反，贝克特的小说表现的从来不是完美和安逸，而是看似混乱的各种困境与悖论。对于这类小说，拉康的精神分析学是一种行而有效的批评话语，因为它能够比较深刻地阐释贝克特“失败”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小说中的困境与悖论。　　“希望与贝克特的成熟小说了然无涉”。小说中的反英雄毫无确立主体地位的“希望”，只能挣扎在俄狄清斯禁区的边沿，像高加索山上的英雄一样永远受到本能压抑的啄食。无论其人生显得多么悲惨或荒诞，他们从不缄口无言，因为唯一重要的就是继续言说。到了“无可名状”的地步，他们的话语似乎已经枯竭，但又在舞台上获得了新生。通过无可名状者的叙说，压抑的作者说出了自己的座右铭:“我，说我…称之为继，称之为续…我无法继续，我会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