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刑法》规定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必须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有传播严重危险,但甲类传染病仅包含鼠疫和霍乱,致使本罪几无适用可能,司法实践并无相应案件,理论界也并未对本罪有过系统研究。《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本罪进行了修改,将适用范围扩大至甲类传染病和依法确定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传染病。在此背景下,如何区分本罪与其他相关罪名、如何认识理解本罪构成要素,以及就构成要素的认定标准进行讨论明确,就成为了妥善适用本罪的主要问题。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对于传染病类犯罪的规制及疫情防控秩序的维护而言意义非凡。本罪主要客体是防疫秩序,本罪次要客体是公共卫生安全。防疫秩序作为本罪主要客体,得以彰显本罪有别于（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独特价值;将公共卫生安全作为次要客体,能够全面涵盖立法意图。防疫秩序的损害对本罪的成立具有决定性意义,故意破坏防疫秩序的心态是主要罪过;而危害公共卫生安全的结果具有后发性、附随性,对造成这一结果的过失心态是次要罪过。破坏防疫秩序的心理态度在实质上对威胁公共卫生安全的结果也起到了支配作用,本罪主观方面应采用主要罪过说观点认定本罪为故意犯罪。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行为,包括拒绝执行政府部门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所采取措施的行为,并根据不同类型,对防疫措施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分别判断。传染病传播严重危险结果作为本罪的具体危险结果,是由行为人拒绝执行疫情防控措施所致,对该结果的认定应以致使不特定多数人成为密切接触者为标准。基于本罪中因果关系的特征,采用疫学因果关系理论可以为本罪中行为与结果间的关系提供更为有力的解释。事前经医疗卫生机构、人员的诊断,确诊患者、病原携带者、无症状感染者和疑似患者方能构成本罪;密切接触者构成本罪,除需经调查人员评估确定是否属于密切接触者的情形外,仅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自身是密切接触者即可;特定活动场所经营者构成本罪,须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布的相应停业公告;时空伴随者不宜纳入本罪主体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