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词汇国俗语义的研究是翻译学界诸多学者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国俗语义是指在词汇的概念意义上添加历史文化，民情风俗，地理环境等文化色彩的语义。它是语义民族性的一种表现，它客观地反映了使用该语言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民情风俗。动物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同样地，动物词汇在英汉两种语言中也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动物词汇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意义。各民族人民对于某些动物的种属特征或基本属性往往有共同的认识，从而对一些动物名称产生相似的联想，并产生国俗语义同义现象：①同一动物名称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国俗语义；②不同动物名称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国俗语义。而由于认知环境的不同，英汉两个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社会风俗、宗教和价值观念等均有差异，故而形成了国俗语义的差异模式，主要表现为：国俗语义一语独有；国俗语义截然相反；国俗语义大相径庭和国俗语义部分相同。国俗语义的产生与很多因素有关，从文化方面看，不同的地理环境，宗教，观念，传统等影响着动物国俗语义的异同，同时，国俗语义的形成还具有一定的认知模式。由于动物词负载着深厚的民族文化，翻译时就显得困难重重。如何准确地传达这些动物形象又能被目的语读者很好地接受，是一个很需要探讨的问题。尽管翻译国俗语义困难重重，Gutt提出的关联翻译理论却可以有效地解释翻译现象，指导翻译活动。本文拟在运用关联理论解释动物词国俗语义的可译性问题，并运用关联理论对汉语动物词的翻译提供一定的指导作用，包括翻译原则，具体的翻译策略等。首先，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争论由来已久。根据关联理论，存不存在不可译性关键在于对翻译本质的思考。在关联理论中，翻译是一个对原语进行语内或语际阐释的明示—推理过程，它是语言使用的一种方式，是一种言语交际活动，而交际的成功取决于一方的意愿被另一方识别。作为特殊交际的翻译牵扯到三个文本：原交际者和译者构成了交际双方，原交际者把文本输入给译者——译者通过关联进行推理，形成图式文本——译者和译语接受者又构成了交际的双方——译者把图式文本传递给受体，形成译语文本，至此，交际完毕。在此过程中，语码只是传递信息的工具，而交际者是可以能动地选择语码的。也就是说，不同的话语可以表示同样的内容，取得同样的效果。如果我们抓住了翻译的本质属性—交际，就很容易得出可译性的结论：什么都不是不可翻译的，什么都可以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以某种方式进行翻译。其次，在关联理论框架下，动物词国俗语义的翻译应遵循两个原则：第一，翻译必须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而不需要译语读者花费不必要的处理努力；第二，翻译必须使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译文读者的期待相吻合。从本质上来讲，翻译的原则关注的是译者的任务问题。再次，关联理论提出了指导翻译的策略：直接翻译和间接翻译。根据关联理论，它们都是语际阐释性用法，二者形成了一个“连续体”(continuum)，间接翻译占据了这个连续体的绝大部分，直接翻译只是一头的顶端。直接翻译与间接翻译只是程度上的不同，并无明显的分界线．选择翻译策略时要把握原文的交际线索，努力寻求最佳关联。翻译策略的选择主要考虑源语作者意图和译语读者的认知语境，在翻译中寻求最佳关联，使源语作者意图和译语读者的期待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