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而非“制造强国”，制造业至今仍然是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石。不同贸易行为企业由于面临差异化贸易风险，其雇佣的劳动者可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风险冲击，对就业市场造成非均衡的就业波动。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的发展中国家，就业是民生之本，降低就业波动性关系到社会的团结稳定以及国家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
　　因此，本文结合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实证探讨中国制造业进出口贸易对企业就业波动性的影响，同时构建两个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twostageleastsquare，简称2SLS)回归以解决内生性问题。为拓展研究内容，本文从贸易伙伴国的角度分析企业进出口贸易对就业波动性产生差异的根源，分别从出口目的国和进口来源国的国家数和产品数、贸易持续时间、贸易伙伴国的收入水平和国家具体特征等方面。其中，国家具体特征包括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就业人员数以及贸易伙伴国和中国的地理距离。此外，论文进一步划样本进行异质性分析，从企业的贸易方式、所有制类型和企业所在地区等方面进行多维度研究。
　　研究结果发现，对比非贸易企业，出口企业和混合企业能够有效降低就业波动性，后者混合企业的系数绝对值达到最小，然而进口企业将经历4.3%的高就业波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TradeOrganization，简称WTO)可以显著改善中国对外贸易大环境，减少各种不确定因素继而稳定国内就业波动，是一项积极向好的政策。无论是进口企业还是出口企业，贸易持续时间越长，就业波动水平将大大降低。由于出口目的国家的数量多元化，企业能够较好地分担贸易带来的就业波动风险，同时进口来源国的产品数也有利于企业降低就业波动性。此外，出口到中低收入国家的中国企业将经历更低的就业波动，但是贸易伙伴国离中国越远，越不利于国内就业市场的稳定，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企业的就业波动。进口来源国的就业人数增加，将对我国企业的就业者造成“挤出效应”，使得就业市场经历更大的波动水平。从企业异质性的角度可以发现加工贸易企业对就业波动性的影响程度比一般贸易大。整体上看，外资企业比国有企业经历更高水平的就业波动性，而处于东北地区的企业对就业波动性的影响也比其他地区大。基于以上结论，本文从贸易企业和贸易伙伴国的角度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