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本研究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疫情病例行踪轨迹发布实践中的经验和不足进行总结。同时,在尊重和保护确诊患者个人信息的基础上,为建立统一、规范和有效的疫情病例行踪轨迹发布机制提出针对性建议。方法:本研究首先开展理论研究。通过文献分析法,界定疫情病例行踪轨迹的内涵,分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政府行政行为应遵循的原则,梳理当前疫情病例行踪轨迹发布制度的法律现状。其次,以江苏省为研究对象开展实证研究。使用比较研究法,对比江苏省内外在应对人感染H7N9禽流感、鼠疫和新冠肺炎疫情时,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和发布疫情病例行踪轨迹关系上的差异,以及新冠和SARS、甲型H1N1流感、人感染H7N9禽流感、鼠疫等传染病等在流行病学特征上的差异,研究疫情病例行踪轨迹发布机制的启动条件;使用内容分析法,了解江苏省各市疫情病例行踪轨迹发布内容上的详略差异及确诊病例其它个人信息的发布情况;使用案例分析法,了解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疫情病例行踪轨迹的获取方式,并分析对江苏省各市疫情病例行踪轨迹信息的发布主体、发布流程和发布途径方面的差异和特点。结论:疫情病例行踪轨迹是在传染病引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兼具隐私、疫情信息和预警信息特点的,个人信息和政府信息的有机结合.政府于传染病引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发布疫情病例行踪轨迹在动机上符合服务型政府以人为本的理念,但为平衡公众和个人利益关系,疫情病例行踪轨迹的发布应遵循行政应急法制化的方向,全过程受到严格约束,且内容上应遵循比例原则谨慎发布其它个人信息;我国疫情病例行踪轨迹发布的法律体系目前并不系统和完善,涉及疫情病例行踪轨迹发布的相关规定较为分散、不成体系。江苏省2020—2021年疫情期间1457个本土确诊病例中,江苏省累计发布了 1273例确诊病例的行踪轨迹,但疫情结束后行踪轨迹的删除情况较差;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三级或更高级别的应急响应成为发布疫情病例行踪轨迹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在人群普遍未易感或传染病不具有较高传播能力的情况下,也可不发布疫情病例行踪轨迹;在江苏省内,镇江市是2020年首次疫情期间发布行踪轨迹最为详细的城市,苏州、淮安、盐城则是相对最为简略,扬州市是2021年第二轮疫情期间发布疫情病例行踪轨迹相对更为简略的城市。江苏不同城市在不同疫情阶段普遍在发布疫情病例行踪轨迹的同时较多发布姓氏、性别、年龄、籍贯、住址、职业、工作地点等其它个人信息,有较大个人信息泄露风险;疫情病例行踪轨迹的获取,体现出由非传统意义上的卫生相关部门共同参与开展流行病学调查、交叉验证确保疫情病例行踪轨迹信息可靠、获取时间要求紧迫的特点。尽管并非常设机关,各市普遍以为应对疫情而成立的应急指挥部作为疫情病例行踪轨迹发布主体。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从出现确诊病例到发布该疫情病例行踪轨迹的时间间隔逐渐缩短,发布形式上由早期“寻人启事”逐渐转为当前常见的“通知通报”,体现政府态度上的由谨慎向积极的转变。建议:建议以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三级响应、且判断传染病具有较强传播能力为疫情病例行踪轨迹发布的启动条件;在内容上,建议将疫情病例行踪轨迹信息划分为病例出行轨迹信息和个人信息拆分发布;在发布程序方面,建议以常设政府部门取代目前更为常见的为应对疫情成立的应急指挥部作为发布主体,发布疫情病例行踪轨迹。此外,还应建立疫情病例行踪轨迹发布的申诉补偿制度,进一步规范已发布疫情病例行踪轨迹的删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