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经济发展进入了中高速阶段,过去依靠要素投入和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已与如今的经济运行新形势不符。货币对实体经济的驱动力在下降,投资与消费的失衡会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带来很大的阻力。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主要是一种总量调控的方式,金融资源分布与经济实体需求之间的不匹配,是造成政策实施过程中,效率损失的首要因素。超额货币供给的产生以及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并非完全集中在消费品市场。因此,本文研究货币供给对于不同领域的作用效率,将“中国之谜”拓展为货币与实体经济和相应市场价格的关系进行研究。通过比较货币政策对不同经济领域作用的效率差异,为新阶段货币政策发挥其预见性和指引性作用提出政策建议。本文首先通过国际比较,对中国货币供给作用于经济的效率有一个总体的认识。中国的中企业活期存款比重很大,中企业的定期存款比重较大,说明国内金融效率低,在同等的经济规模下需要的货币量更多,并且国内消费需求低迷,居民消费增长率长期低于经济增长率。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市场,货币超发的趋势性更强。接着通过实证检验,对货币总量和投资及消费总量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在中国货币对投资的驱动效率要高于其对消费的驱动效率。从长期来看,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789320,与固定资产投资价格的弹性系数为0.276443。相对而言,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间的弹性系数为0.435766,与消费品价格的弹性系数为0.375222。可见,货币供给的增加更多的带动投资的增长,同时却给消费品市场带来更大的价格上涨压力。货币供给增加带来的总消费的增长,更多是来源于价格的上升。因此,本文建议货币政策要由总量调控转向结构调整,定向调控需要更灵活的政策手段,发挥货币政策的前瞻性指引作用。利率的市场化是提高货币政策效率的关键,有利于资本市场的风险评估和定价机制的建立,发挥其分散风险和配置资源的功能。结构性的货币政策能够实现定向调控,发掘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引导资金进入相关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