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从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两个层面多维度考察清代服制命案中的夹签制度。夹签,泛指清代中央各部院向皇帝呈交本章的附件。乾隆朝前期开始修纂夹签条例,最终定型为一种主要针对以卑犯尊类可矜服制命案的司法审判制度,即夹签制度。夹签制度是在罪至斩绞但“情有可原”的服制命案中申请减等的特殊司法程序,存在于清代刑事审判逐级审转复核过程中,具体实施中一般要经过督抚按律定拟于题本内声明申请夹签,刑部核议后予以夹签,内阁附票拟加签,皇帝裁决的四道法律流程。在乾隆朝前期刑事政策由宽转严的背景下,乾隆十三年（1748）制定了最早的夹签条例,直接目的是为了取代“两请”旧例,实质是将服制案件的司法裁量权从地方督抚进一步集中到中央,是清代强化皇权与中央集权的表现之一。本文依据《大清律例》、五朝《大清会典》、《刑案汇览》系列等清代史料文献,对《大清律例》中保留至清末的18条夹签条例在各朝的修纂、移并、续纂、删除等情况进行了爬梳。结合各朝的条例规定及其司法实践,本文将清代夹签制度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乾隆朝的制度初创时期、嘉庆朝至道光朝的发展定型时期、咸丰朝的收缩规范时期和同治朝至宣统朝的衰亡时期四个阶段。本文结合清代刑科题本、《刑案汇览》系列等清代文献所载的夹签案例,围绕在可矜服制命案中夹签适用的严格限制和情法考量进行了讨论。夹签与否,以及夹签后的处置都能够再现执法者的法律逻辑推理和司法审断技巧。清代夹签制度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它受到中国古代传统的“慎刑”思想的影响,在清代服制法律日益严苛冷峻的时代背景下,成为司法官员的利益选择和为官之道。以夹签制度为范例,对清代司法体制特征进行剖析,可以看到:首先,依法决断是夹签制度的前提,是以服制命案为代表的清代刑事司法审判最重要的特征,其实质是国家统治的根本需要。其次,夹签制度是清代“衡平司法”亦或“情理法”司法审判特征的制度化表现形式之一。再次,在夹签制度中围绕着专制皇权、中央各部之间也存在着各种司法权力的博弈与衡平。夹签制度与清代社会的互动充满内在张力,主要表现在:从情理的角度,夹签制度是为以卑犯尊的逆行考量其“可悯”的情节,这与讲求“亲亲尊尊”的儒家纲常伦纪是存在内在冲突的。从实践来说,夹签制度为争取“法外之仁”提供机会的同时,也使得服制法律可能会因此而受到更多的冲击。从夹签制度诞生开始在司法实践中就始终有着扩大化的内在趋向,这既与封建国家体制下的人治统治密切相关,也是夹签制度内在张力的释放。因此,清政府中对夹签制度非常谨慎,一定要将其控制在可允许的范畴之内,将这样的潜在矛盾消弭于无形之中。从实施成效来看,夹签制度并不能保证地方司法的“依法裁断”,为了自证清明、避免上司驳议,反倒催生了更多裁剪事实、移情就案的技术手段。夹签制度在法律形式上不够完善且实施中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已有的形式法。但不可否认的是,夹签制度的出现,的确为审视刑事犯罪中的情理要素提供了合理合法的申诉渠道和制度保障,体现了立法者对人命的重视以及对刑事案件审理的慎重态度,其对情理的表达同样值得当代中国的司法吸收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