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工资收入在我国的初次分配中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劳动者收入的主要来源。工资不仅决定着劳动者收入水平，也决定着企业经营水平。对于工资决定的研究可以从多种视角展开，从企业经营的现实情况看，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律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以及通过开发促进经济发展提升了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但在进行劳资谈判时，企业中由于管理层权力集中等因素从而压低工资的现象使得劳动者在工资决定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
　　本文使用2012-2016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构建管理层权力代理变量和工资议价能力代理变量，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整体劳动力工资议价能力的分布状况和变化情况，实证检验了管理层权力和和工资议价能力对上市公司职工薪酬的作用方向，最后借助双边随机边界模型，定量测算了管理层权力、工资议价能力对工资的双边效应以及两者相互作用的净效应，并按照公司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产权性质和垄断因素进行分组检验。
　　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本文的主要结论为：（1）管理层权力与普通职工工资水平显著负相关，工资议价能力与普通职工工资水平显著正相关，且从统计分析角度来看，工资议价能力是波动的，且主要受到当年企业经营环境的影响；（2）由双边随机边界模型检验结果发现，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正向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平滑了由于管理层权力的存在对工资影响的负向效应，但不能完全抵消管理层权力倾向于压低工资水平的负向效应，最终使得上市公司职工获得的实际工资水平比理想状态下的最优水平低了14.14%；（3）在不同所有制、地区、垄断性质的公司中，管理层权力和工资议价能力对上市公司普通职工薪酬影响的净效应存在差异，在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中，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的工资净效应高，从市场化程度的不同的地区差异来看，西部地区的工资净效应水平在三个地区中最低，东部地区最高，从行业垄断程度来看，垄断行业的工资净效应水平明显高于非垄断行业，在垄断行业中高收入群体获得的工资净效应为正，说明在垄断行业中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能够有效的平滑由于管理层权力带来的负向效应。
　　本文最后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信息披露机制、提升劳动者权益保障等方面提出了相应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