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一个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特别是城乡发展不均衡,这一方面阻滞了“三农问题”的解决,延迟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牵制了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乃至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因此,党的十九大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在其20字总要求1中,产业兴旺是首要要求和基础2。产业振兴离不开要素的合理配置。然而,长期以来我国乡村大量青壮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要素整体上偏向单向流入城市,乡村产业发展所需的生产要素短缺。这背后有深层次的制度原因,其核心是政府和市场关系。因此,本文从要素流动和制度转型的视角和逻辑研究如何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本文尝试构建一个由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城乡要素合理流动振兴乡村产业的理论分析框架。从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作为乡村产业振兴发展的基础、“人、钱、地”矛盾及其关系的处理和解决成为乡村产业振兴发展的关键3、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要素合理流动、处理和解决好“人、钱、地”矛盾、更好地满足乡村产业振兴与发展的保障,即“基础——关键——保障”的逻辑架构来展开和深入探讨乡村产业振兴和发展这一时代新命题。运用这一分析框架,本文首先透视了我国城乡要素流动的历史流变阶段,从中揭示出目前现实中城乡要素仍整体上偏向单向流动与乡村产业振兴之间的矛盾,强调其深层次的制度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制度性矛盾,而制度矛盾的核心又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在我国旧制度障碍尚未完全消除,新制度供给还不充分的现阶段,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实现城乡要素合理流动振兴乡村产业。这就需要国家加大对农村市场发育完善的制度供给及政策对要素流向的调节,通过政府制度供给的引导和市场机制作用的主导鼓励、促进要素流向农村。因此,本文按照基础——关键——保障的理论分析框架从三方面探讨了乡村产业振兴机制构建:第一,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供给,夯实要素流动基础;第二,促进“人、钱、地”合理流动,强化乡村产业振兴要素供给;第三,协调和更好地发挥政府和市场有机结合在促进要素流动振兴乡村产业中的作用。在理论研究基础上,本文选取成都和六盘水作为案例,这两个城市在政府和市场结合下促进要素合理流动振兴乡村产业的探索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成都2007年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大城市带大农村”、振兴乡村产业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样本;六盘水作为贫困地区,以“三变”改革1为撬板,走出了一条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产业振兴的道路,为欠发达地区振兴乡村产业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和借鉴的路径选择。同时,本文聚焦国际经验,介绍美国和日本在乡村产业振兴方面的实践。美国是农业大国和农业强国,农业现代化程度高,其重视科技在农业产业中的运用、加强政府补贴力度等方面对我国产业振兴很有借鉴意义。日本在发展历史、乡村特征等方面与我国有诸多相似,其在因时因地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发挥农协积极作用等方面做得较好。对待美日经验,基于有选择性借鉴的指导思想,可以“改造性移植”到我国农村农业的“土壤”中来,为我国要素合理流动、乡村产业发展提供路径选择。在上述理论分析及国内外案例分析基础上,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核心理念的视角,对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促进城乡要素合理流动振兴乡村产业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优先强化农村农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把握好“量”和“质”,实现由“少”到“多”、由“有”到“优”的转变;第二,优先强化农村农业人力资本投资、资金供给、土地的利用和出让收益“取之于乡,用之于乡”;第三,优先强化政府和市场结合引导与主导下的要素流向农村农业,促进更多现代元素向农村农业的植入,促进传统农村农业向现代农村农业的转型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