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通过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股权融合、权力共享,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快制度建设,促进市场灵活经营,发挥异质性股东融合的优势,提高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投资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且决定了经济增长率及实物资本存量,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各国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需要关注企业投资这一重要问题。同时,投资决策在企业的经营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然而,我国国有企业在拥有很多便利,且资源丰富的同时,投资效率低的问题一直存在。作为企业的决策机构,董事会的职责包括审议企业的投资议案,可以真正影响企业投资决策。一方面,所有者与管理者信息不对称导致了现代企业的代理问题,通过委派董事,非国有股东可以获得部分企业管理权,还可以获取国企内部信息,有利于提高国企投资决策效率。另一方面,政府干预和高管自利是导致国企投资效率低的重要因素,而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的方式可以减轻政府干预和高管自利对国企投资效率的负面影响,提高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本文选取2007-2019年的国有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能提高国有企业投资效率。（2）进一步,探究机构投资者和外资股东对国企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机构投资者委派董事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不显著;但外资股东委派董事能显著提高国有企业投资效率。（3）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能减少政府干预和代理成本,从而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本文的创新点在于:首先,许多学者研究国企混改政策的经济后果,也有一部分学者研究非国有资本融合对混改国企投资效率的影响。不同于以往研究股权融合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本文结合新一轮混改背景下混改国企中出现的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形式,进一步细化地考察了机构投资者和外资股东投资者对混改国企投资效率的影响,一方面有利于深化混改国企股权结构的研究,另一方面丰富了不同所有制资本董事会结构的研究。深化了混改国企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为混改国企合理配置不同所有制资本董事占比提供视角,进而提高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其次,关于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探讨,目前大多数学者研究两者之间直接影响关系,部分学者探讨了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与公司治理其他方面的作用机制,少有学者探讨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作用机制。本文从委派董事角度出发,探讨混改国企董事会构成对国企投资效率的影响关系,并分别从代理成本和政府干预两方面入手,考察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对混改国企投资效率的作用路径;研究结论表明非国股东委派董事能缓解企业的代理成本和政府干预,从而提高混改国企投资效率,有助于为国企混改实践提供更具实践性的指导性建议。混改国企因其自身特征以及承担的社会责任,在放权过程中需要考虑众多方面,本文研究结论对其不同所有制资本董事会权力分配具有较为重要的管理启示。（1）随着国企混改的不断推进,由股权融合向权力分享过渡,混改国企应当允许非国有企业拥有部分董事会权力。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仅是为了不同资本的融合,而是为了加强不同资本在企业实际经营管理过程中的融合。在企业混改过程中,若非国有制资本仅持有部分股份,那扮演的角色只能是不参与国有企业管理的财务投资者,就难以发挥不同资源融合的优势,不能达到混改的真正目的。当非国有股东投入相当资源时,混改国企分配与资源相匹配的董事会权力,允许非国有资本参与管理,并在实际经营中享有表达权。只有这样,两种不同资本深度融合的优势才能发挥作用,进而提高混改国企投资效率。（2）根据不同类型非国有股东的利益目标适当配置混改国企的非国有资本董事会权力。本文结论显示外资股东能提高混改国企的投资效率而非国有机构投资者与混改国企投资效率的关系并不显著,在配置非国有资本董事会权力时需要考虑不同资本的利益目标。混改国企因其所有权特殊性,还需要考虑非国有资本董事会权力的适当性,一方面,过度放权可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而且有可能减弱企业的政治优势,不利于改革目的的实现;另一方面,混改国企抓权过高,也会制约非国有股东发挥治理作用,既达不到混改目的,也无法改善国企“一股独大”的治理问题,形成“混而不和”的局面,不利于两种资本发挥自身优势,还可能导致混改流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