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会的诗学理论是其诗人理论家们结合当时国内的社会文化语境,在中西诗学资源互鉴的基础上,完成的对于诗歌创作实践的理论建构。它是中国现代诗歌理论发展到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一次重要收获,同时也是新诗大众化运动中的一次重要收获。因此,本文以中国诗歌会的诗学理论为研究对象,从大众化的研究视角对其进行系统阐释,既是深入了解中国诗歌会诗学实践的需要,同时也是全方位认识无产阶级大众化诗学理论格局的需要。本文围绕中国诗歌会大众化诗论建构的几个重要组成部分渐次展开,主要内容如下:绪论部分讲述选题缘起,分析研究现状,确定研究价值与方法,目的是界定系统研究中国诗歌会诗学理论的必要性,以及大众化视角与中国诗歌会诗学理论对接的现实性,以此来为全文的立论奠定基础。第一章从政治语境、文学语境、诗人主体三个维度考察中国诗歌会的生成语境,为之后几章的诗论建构提供立论依据。首先是政治语境。三十年代,黑暗的政治环境催生了诗人的阶级意识,诗歌必须担负起启蒙与救亡、呐喊与鼓动的政治宣传任务,“诗歌大众化”的提出促使诗学观念和诗歌话语模式发生转变,实用诗学完成了对审美诗学的突围,个人诗学话语开始为大众诗学话语所取代。其次是文学语境。受战时文化心理作用和“左联”的“文艺大众化”号召影响,中国诗歌会诗人在一种诗歌影响的焦虑状态下对国内外已有的诗学文化进行评估和选择,纠正和廓清了占据主流诗坛的个人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同时增强了革命诗歌的现实关怀和战斗品格。不仅使一度中落的革命诗歌重新活跃、兴盛于诗坛,而且以大众化为目标,建构了独特的无产阶级大众诗学。最后是诗人主体。严酷的生存环境需要作家完成自我创作心态的置换,这种置换甚至是断裂性的,个人主体性与阶级、民族主体性的矛盾冲突造成了诗人的主体困惑,但是多数诗人在困惑中实现了个体生命意识和使命意识的共通融合,完成了由“纯诗化”向“大众化”的自觉转向。明确了中国诗歌会的生成语境,也就为我们后面几章中国诗歌会诗论的建构,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场域。第二章以“捉住现实”为准则的诗歌思维论是中国诗歌会实践大众化诗学的本体论部分。中国诗歌会的诗人理论家们受马克思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影响,认为诗歌的本质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从这一思路出发,他们将“现实”因素提高到诗学本质的地位上加以高度肯定。在心物关系论层面,他们始终强调诗歌创作中主观与客观的内在逻辑,认为诗歌的发生是“由物及心”,即诗歌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同时,他们也认为,诗歌对现实生活具有能动作用,须“以心及物”,即倡导新诗为现实革命斗争服务;在诗人主体论层面,中国诗歌会诗人肯定了“情感”对于诗歌的重要作用,但认为情感和理性应该融合共生。具体表现在:抒情诗应讲求诗歌情感的真实性与节制力。叙事诗需要加入抒情的笔法,建构一种能表现时代情绪的、充斥着力与美的、雄厚流动的新的叙事诗体;在诗歌功能论层面,中国诗歌会诗人认为诗歌要沟通个体与集体,寻求“集体主义启蒙”下的诗学共鸣,激起大众的反抗情绪,造成全民皆诗与诗的普遍政治化,从而实现诗歌为救亡服务、为现实斗争服务的目标。第三章以“强化战斗”为旨归的诗歌观念论意在探讨中国诗歌会怎样通过对创作主体、创作方法、创作题材的要求来加强诗歌的思想建设。首先,他们对诗人的使命意识和现实襟怀给予高度关注,强调诗人的个人修养及其对社会民众的责任感,即诗人需要有正确世界观的引领和烛照。除此之外,诗人在写作中,要践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激越精神与战斗品格。其次,他们认为在诗歌创作中,最重要的是题材的选择和处理,而且应该选取最能反映现实斗争的题材,即倡导“题材的第一义性”或“最前进性”。中国诗歌会依托现代地理学知识普及和东北沦陷后爱国精神的高涨,所形成的具有史诗美学的“地图中国”的书写,完成了建构想象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历史进程。同时“歌唱”与“暴露”构成了中国诗歌会诗歌书写的两种题材,无论是从正面对集体情绪进行诗化处理,还是从侧面对敌人进行辛辣的政治讽刺,都表现出鲜明的战斗风格。第四章以“大众诗形”为范式的诗歌形式论主要揭示中国诗歌会如何从诗歌形式策略角度思考新诗的大众化问题。作为中国诗歌会诗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诗形建构的策略既体现在语言上,又体现在体式上。语言策略表现为:从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走向大众语运动,通过语言工具的变革,即以俗言俚语入诗和增强诗的朗读性,来使识字的人看的懂,不识字的人听得懂,加速诗歌大众化。体式策略表现为:民间形式的多面探索与实践。民间形式的探索经历了从“旧瓶装新酒”到“批判地探用旧形式”再到“创造新形式”的过程。期间,中国诗歌会在民间形式的运用和改造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尝试,促进了新诗的民族革命。为了加强诗歌与大众的关联,中国诗歌会还充分发挥诗的歌性和唱性,将新诗这种视觉艺术转变为听觉艺术,提倡建构一种节奏诗学,试图借助可歌可诵的诗歌经验为大众诗学形式创造新的可能,当然其最终目的是建构“大众诗形”,使诗歌成为“大众歌调”。第五章是对中国诗歌会诗论建构的实绩与缺失的整体性考察。本文认为,从历时之维,中国诗歌会诗论建构体现了“大众本位观”对新诗思维结构的规范与整合。主要表征为:在左联“文艺大众化”运动的驱动下,这一时期的诗歌正式形成了“到大众中去”的诗学发展路径。一方面它继承并发展了五四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开启了一代诗风,使新诗的现实关怀品格得到高度发扬。但同时为了接近现实和鼓舞现实,诗歌缺乏艺术层面的精致锤炼和打磨,逐渐走上了非诗化的道路。另一方面,中国诗歌会诗学理论作为无产阶级诗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无产阶级革命诗学的勃兴提供了许多正面经验,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革命斗争运动。但政治价值支配艺术价值的社会政治学模式也为之后的诗学建设留下了深刻的后遗症。从共时之维看,中国诗歌会于“民间立场”下完成了救亡审美范式的初次营构。中国诗歌会始终将读者接受作为新诗创作的首要考量标准,并自觉地站在民间立场上,积极采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民间形式来使诗歌成为大众歌调,表现出自觉的读者意识和明确的交流意图。然而,中国诗歌会以牺牲诗歌内在规定性和夸大诗歌社会功能的方式来为新诗赢得读者,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又妨碍了诗歌交流功能的实现,使其诗歌面临着潜在的交流危机。另外,中国诗歌会诗歌中鲜活的语言资源和多元的诗体形式的使用,极大地促进了三十年代的诗体解放。但与此同时,受革命功利目的驱使,诗论家们不断迎合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大众的审美趣味,对洋化缺乏科学界定和对民间形式单一认同致使中国诗歌会的诗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偏狭性。结语部分是在前面各章节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总结和反思,同时对新诗理论研究前景进行展望。透过中国诗歌会的诗学理论体系我们可以窥见大众化诗论现代性建构中的动态特征。同时也须清晰,这种建构,应指向“开放”“融合”“平衡”,它既可借鉴域外先进文化资源,又能吸收传统诗学遗产之精华,只有在二者的动态平衡中,才能体现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对任何一端的偏执都会对大众化诗学理论的现代性建构造成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