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发表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其理论主张引起了胡适、丁文江等人的激烈反对，由此引爆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之间的一场“空前的思想界大笔战”--“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这场论战的爆发有其特殊的时代根源。自明末清初“科学”在“中体西用”原则下传入中国以来直至整个“洋务运动”，“科学”在器物层面的发展对“传统”并未形成实质性的冲击。但“甲午战争”后，在对“传统”的激烈批判中，“科学”跃入制度层面并开始染指精神层面，“科学主义”思潮逐渐形成。然而，恰在此时，科学的两方母胎因“一战”的重创而充斥着“欧洲文明破产”的悲观论调，不少西方哲人开始向东方文明寻求对治西方文明危机的良药。“传统知识分子”由此抛出了“中国文明救世论”，这助长了当时国内的“反科学”思潮，自然被“先进知识分子”视为“逆流”而加以讨伐。所以，论战实际表现的是“科学主义”思潮与“中国文明救世论”之间的冲突，它因同时夹杂着“新”“旧”之学和“中”“西”之学的双重碰撞而显得错综复杂。　　 论战以“在解决人生观问题上，科学发挥怎样的效力”为线索展开，涉及众多重要论题，并围绕“人生观的含义”、“科学的效力”、“学术的划界”、“中西文化的关系”等四个主题进行集中交锋。参战学者因其不同的理论立场形成四个阵营--“科学派”、“玄学派”、“唯物史观派”和“持中派”，这些观点所包含的立场和思路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三大哲学思潮（自由主义哲学、现代新儒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走向。　　 论战是“科学”能否被扶上形上宝座的关键一役，由此形成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对立有其特定的含义：“先进知识分子”在直取西方三代“实证主义”的思想资源来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同时却剥落科学的人文背景，这种“科学拜物教”容易趋向思想专制；而“传统知识分子”在采取康德模式来护存传统文化的同时却用人文来勾兑科学，这种“人文宗教”最终无法实现真正的超越和融通。“传统知识分子”在论战中失利并被指为“玄学鬼”，“科学的人生观”也由此备受推崇。时至今日，在超越双方当时的偏执立场后，可以客观地说，无论是紧扣时代脉搏的“先进知识分子”，还是力挺民族脊梁的“传统知识分子”，都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先进知识分子”倡导科学精神和“传统知识分子”倡导人文精神的历史功绩应该得到实事求是的肯定，他们的不少观点对我们研究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的融通问题富有启发意义。　　 科学确能影响人生观，但并不能真正解决人生观问题，必须重视发挥哲学在其中的主导作用，认清此点，对我们探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的融通问题十分重要。两种精神的融通是各派新一代成员努力的共同指向，其现实基点是实践，但其具体形式并非是通常所说的二者在同一层面上互补互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是个别（特殊性）与一般（普遍性）的关系，并非处于同一层面。作为人的“类本性”的外显，人文精神是多元的，它向多维度展开并因而有多种具体表现形式。科学精神是人文精神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的一种具体形式，它在近现代发展成为人文精神最优势的部分。因此，从根本上说，两种精神的融通是指科学精神向更高层次的人文精神的跃升，即科学精神向人的“类本性”的积极扬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