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陵八友”是南齐永明年间围绕竟陵王萧子良形成,包括梁武帝萧衍及谢胱、沈约、王融、范云、任昉、萧琛、陆倕八位文人在内的文学集团。他们是于竟陵王西邸唱和的众多文人中的佼佼者和典范,在齐梁之际的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并进行了大量的诗文创作,对齐梁文学、文化的发展有重要的贡献。他们是“永明体”诗的主要创作者,推动了古体诗向近体诗的转变；他们的辞赋和散文也有相当的数量,并体现出因循中的新变。“竟陵八友”的诗文,目前仍存在着较大的研究空间。首先,前人对“竟陵八友”的研究大多以其中单个作家为主,较为零乱,比如对沈约、谢胱等单个作家的文学创作、生平活动、思想倾向做细致入微的探究。而由于材料的缺失,从整体上对“竟陵八友”文人群体进行综合研究的不多。偶有从整体上进行研究的文章,往往也是将其置于永明文学的整体氛围之下,研究其对“永明体”诗的贡献,或注重考论,而缺乏对“竟陵八友”作品本身的整体把握。其次,对“竟陵八友”作品的关注,也往往集中在诗歌,且以研究诗歌风格为主,对赋和文的用力不多。“八友”作品中有大量是诗赋同题,他们的赋作成就虽然不及诗歌,但由于体式特殊,也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本论文写作的目的在于从整体上对“竟陵八友”的赋进行研究。力图阐明赋在南朝的地位、“八友”赋之创作背景、诗化赋与诗赋二体之异同等问题。本文分三大部分论述以上问题：第一部分论述赋在南朝的地位与“竟陵八友”的赋学观、创作素质。通过考察魏晋至齐梁重要作家文论、总集中诗、赋及其他文体排列的先后顺序,对赋体特征的阐述,得出结论：这一时期赋的地位不断上升,在齐梁时名列第一,体物和抒情成为南朝赋创作的主要任务,并出现了系统的文论。通过对史籍中有关南朝人作赋事例的搜集和阐释,指出南朝人作赋有以赋得仕、以赋免责、作赋隐退、作赋观赏、作赋讽刺五种目的。通过对《宋书·谢灵运传论》及《颜氏家训·文章篇》的论述,阐明沈约以赋为文学主流,肯定“兴会摽举、体裁明密”风格,文章从易的新赋学观。并指出“八友”具备强烈的仕进愿望、出色的文学才能、诗人身份、政坛身份、佛教眼光五种影响其赋文创作的素质。第二部分列表将“竟陵八友”的全部赋作分为草木、志、物色、鸟兽、情、哀伤、赠答、游览、江海九类,按作家统计每类篇数。讨论各类赋作的源流,思想内容,风格特色,并采用“文史互证”法考证其创作时间背景及赋作者间的交游情况。从内容、结构上将其与前代同类赋比较,从而论述南朝时各类赋出现的新特点。第三部分论述了“竟陵八友”赋的诗化倾向与赋体意味。“竟陵八友”赋是继骚体赋、汉大赋、抒情小赋之后产生的第四类赋。从体式上看,是一类亦诗亦赋的作品,既具有结构精炼化、意旨抒情化、表现含蓄象征化、情境唯美化等诗化特征,又保留了其赋体意味。笔者将沈约亦诗亦赋的《八咏》与其同类题材的传统诗作比较,指出其赋体意味主要在表现在铺陈规模、体物方式、抒情结构等方面。《八咏》中抒情主体与对象距离较远,所抒之情中也以主体对对象的评价和情感为主,有时通过隶事用典来抒情；而其传统诗作中主体与对象交流频繁密切,对抒情主体自我情绪的抒发更多,主要通过营造诗境来抒情。诗化赋这种特殊体式的出现,与赋在南朝名列第一,地位上升,追求新变的主观要求有关；与“八友”文学切磋密切,西邸集团集体创作的客观影响有关；也是“八友”人生经历、情感内涵对表现方式的选择。同时,它还是在以沈约为代表的,文人的新赋学观和文学风格观笼罩下形成的,具有创新性但缺乏实用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