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现代主义在鲁迅“别求新声”的设想与实践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鲁迅的现代意识的形成，也与他对欧洲现代主义的接受息息相关。本文以鲁迅对欧洲现代主义的接受为视角，力图呈现鲁迅复杂的现代意识。在留日时期，救亡图存与改造国民精神的强烈意愿，是鲁迅理解欧洲现代主义的“前结构”，也是现代主义在鲁迅这里转化为启蒙主义的精神资源的主导因素。在五四时期，鲁迅依然从改造国民精神的角度来解释欧洲现代主义，但又不局限于这种启蒙主义话语，现代主义对鲁迅现代意识的影响也比留日时期复杂得多。尼采式的“任个人而排众数”隐含着对“独异个人”的推崇与对庸众的蔑视，这与启蒙所倡导的先觉者教化启发后觉者的基本逻辑相矛盾。孤独体验、自我解剖和个体生存意义的困惑等现代主义特有的思想主题，不仅促使鲁迅展开对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双重质疑，而且促使他离开启蒙这种集体性事业，转而关注个体存在领域。也就是说，鲁迅的现代主义意识反过来不断侵蚀他的启蒙主义立场。以鲁迅对欧洲现代主义的接受为视角，可以看出，民族国家意识与个人主体意识的融合，关心国事民瘼、救亡图存与关注个体存在的意义之间的张力及此消彼长，启蒙主义的创作思想与现代主义艺术意识之间的紧张关系，构成了鲁迅现代意识的丰富性与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