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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集聚作为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区域专业化分工的全新演绎,已成为全球金融发展的普遍现象,是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和集中体现。金融资源的集聚一方面促进了金融机构间的相互协作和基础设施的共享,另一方面通过区域内金融资源的充分流动和优化设置可以带来经济的增长和产业机构的调整。因此,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政府,都希望构建国际性金融中心或者区域性金融中心,以此满足经济发展、转型过程中的金融资源需求或是以此为经济发展或转型注入活力。改革开放的推进与上海经济的腾飞,长三角经济圈凭借着政策优势和区位优势,实现了经济发展质和量两方面的飞跃。特别是在金融服务业,随着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不断发展和上海自贸区的建设,长三角地区金融服务业进一步发展,金融资源迅速集聚,形成了包括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内的诸多金融集聚城市。金融集聚的发展和金融中心的形成,在促进经济增长,推动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世界经济格局调整和经济全球化规则的重构、国内经济中高速增长成为新常态、生产要素价格趋涨、区域竞争日趋激烈,构成了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四重倒逼压力。长三角经济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其在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也一直处在全国领先水平。首先,本文通过对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机理进行梳理,从资本集聚效应、资本配置效应、人才集聚效应和信息透明效应四个方面分析了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理论机理。同时,从统计学角度对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的金融集聚和产业结构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其次,分析长三角地区各城市金融集聚程度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的空间相关性,在整体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对该地区内各城市的空间集聚类型进行具体分析。结果表明:(1)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整体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且这种正向相关性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增强,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指标整体并未表现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2)长三角地区的金融人才的全局空间相关系数由早期的正值逐渐变为负值最终回归正值,其显著性逐渐增强。相比之下,本外币存款余额则整体不存在空间相关性,同时与金融人才集聚类似,存款余额在南京市和滁州市形成“高值-低值”型异质空间集聚。再次,在上文作用机理分析和空间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调整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根据实证结果,得到如下结论:(1)长三角城市金融集聚引起的资本规模的扩大对于本地区产业结构影响甚微。资本集聚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强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然而,无论是直接效应还是空间溢出效应,保险业集聚对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都不存在显著的影响;(2)金融人才集聚效应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都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有益于产业结构的均衡发展,而对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有阻碍作用,但都不能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3)资本配置效应与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呈现显著的负向关系,而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促进作用,同时其对产业结构的均衡发展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4)信息透明效应的直接效应都不显著,但本地区的信息透明程度越高对于周边地区的的产业结构均衡发展存在明显的抑制作用。最后,针对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结论,结合长三角地区金融集聚和产业发展现状,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为促进金融集聚更好的为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服务提供了经验性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