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和民众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民众对量刑公正有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对于直接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这种要求更为迫切。被害人期望参与法庭审理，发表量刑意见，影响法官量刑，使犯罪人受到法律应有的惩罚。近年来发生的马加爵案、沈阳刘涌案、哈尔滨宝马肇事案、成都孙伟铭醉驾案、药家鑫案等，更是充分反映了被害人对量刑问题的关注程度。现实生活中被害人走上申诉甚至上访之路大多也是因为对法院量刑工作心怀不满。2010年10月1日起，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全面启动，试行《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两个规范性文件。但改革关注点更多放在了检察机关和被告人身上，对被害人鲜有涉及。如何保证被害人参与量刑成为了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探索的热点、难点问题。被害人量刑参与是指被害人参与量刑过程，提出量刑意见，影响和监督法官量刑的诉讼活动。被害人的量刑参与既具有保护尊严价值、释解报仇求偿心理、表达利益诉求等内在价值，又具有修复正义功能、监督与制约功能、安抚和预防功能以及增进裁判认同等外在功能。被害人在量刑程序中的历史地位历经刑罚裁决者→刑罚无关者→刑罚影响者的变迁，保证被害人在量刑程序中拥有一席之地，并适当影响量刑已成为一种趋势。受诉讼模式、司法制度、法律传统等因素影响，域外各国在被害人量刑参与问题上做法不一，但基于对正当程序理念的坚持，当事人主义国家被害人量刑参与较深入和全面，其建构独立的量刑程序、赋予被害人被害影响陈述权等做法值得借鉴。我国被害人量刑参与问题目前处于理论上存争议、立法待完善阶段，但各地法院已在司法实践中展开积极探索。正是因为理论与实践的碰撞，凸显出了我国被害人量刑参与存在的诸如参与范围狭窄、参与渠道不通畅、参与程序不健全、参与结果被异化以及被害人自身参与态度不积极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传统法律思想影响、刑事法律关系二元模式制约、量刑过程封闭、量刑基准缺失、量刑参与保障权缺乏以及被害人自身因素限制所致。被害人量刑参与的实现需优化刑事诉讼生态，确立以传统报应型司法理念为主导、恢复性司法理念为补充的诉讼理念，设立提升被害人量刑地位的双三角刑事诉讼结构，妥当处理量刑参与中被害人与被告人、检察机关以及法官的关系，建构定罪量刑分离的审判程序，提高被害人量刑参与能力和意识。被害人量刑参与程序包括量刑意见提出机制、量刑辩论机制和量刑说理机制，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被害人量刑意见能证明犯罪的危害性和犯罪人的可责性，法官应根据罪刑均衡原则认真考量被害人特性、主观态度、物质利益驱动等因素，立法应完善关于被害人因素的量刑基准以制约法官量刑裁量权。为保障被害人有效参与量刑，应加强被害人人身安全保护，保障被害人知情权和诉讼代理权，加大对被害人法律援助和社会援助的工作力度。当被害人量刑参与权利受到侵害时，可通过申请抗诉制度、有限上诉制度以及再审申诉制度等途径予以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