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出现了工业产出与就业份额持续下降的“去工业化”趋势,且去工业化趋势出现时,中国的人均GDP仍处于较低水平,还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因此引起了学界关于“中国是否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的讨论。本文首先梳理学界对去工业化相关的研究成果,考察并总结中国近年来出现的工业就业和产出份额持续下降的现象,即中国去工业化的典型事实。为实现对中国去工业化特征的进一步刻画和对中国去工业化性质的科学判断,本文借鉴Fiona（2008）设计的部门就业变动的分解模型,从全国和地区两个层面对中国去工业化期间就业与产出份额变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经过与巴西和美国分解结果相对比,发现与整体经济生产率相比工业生产效率提升较慢是中国去工业化过程中的主要特征,也是中国产出去工业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工业产出份额的快速下降导致工业就业份额也出现下降趋势,且中国就业和产出去工业化速度相比于发达国家而言更快。对中国各省市和经济区域第二产业发展状况及第二产业产出和就业份额变动影响因素的分析显示,中国的去工业化在省市和区域层面都是相当普遍的,东北和中西部地区产出去工业化甚至比东部地区更加严重。工业劳动生产率提升速度相对较慢是地区二产产出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并进一步导致了二产就业份额的下降。另外,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去工业化发生时工业化导致的要素优化配置还不彻底,农业就业在总就业中仍占据较大比重,同时工业内部劳动生产率较低,而服务业相对于工业的生产效率还不够高,因此中国的去工业化的确存在“全面”“过早”“过快”的趋势,这将阻碍中国产业间和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升级,抑制整体经济增长速度,也不利于中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本文认为全面过早过快去工业化的原因主要有:（1）“第一刘易斯拐点”到来,人口红利丧失使中国工业生产成本增加,在国际市场中比较优势发生转变;（2）不合理的产业政策和地方政府在政策实施时的偏差导致服务业过快发展、产业内部资源配置链条缩短、以及调整过剩产能时产业结构快速变化和要素重新分配的无效率;（3）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长期错位导致特定时期内城市化加速发展,新市民的消费偏好促使低端服务业的迅速扩张。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最后为中国进一步深化工业化实践提出下列政策建议:（1）促进要素在产业间和产业内部的优化配置,促进工业和服务业内部结构高级化与技术创新;推动高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全面提升要素生产效率,为中国经济培养新的增长点;（2）推动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过畅通国内循环优化产业体系和产业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与人民共同富裕,提升长期增长潜力,同时通过畅通国际循环扩大产品市场、学习先进经验,提升产业竞争力,促进国内产业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