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轴心，正如德国学者伊林·费彻尔所言：“马克思的目的始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既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又意味着对它在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说中的理论反映进行批判。”120世纪下半叶的后马克思主义者鲍德里亚继承了马克思的真精，同样追求经济问题的政治和哲学的深刻追问。
　　鲍德里亚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受他所处的历史背景的制约，这种影响主要反映在三个领域：第一，从经济领域来看，20世纪西方社会面临巨大的消费冲击,在福特主义、后福特主义以及科学技术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由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第二，鲍德里亚在经济界面发生变化的叙事中做出了政治哲学的思考，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新型政治特征的体认主要受列斐伏尔、福柯、马尔库塞等人的影响：其一，鲍德里亚将列斐伏尔、德波已经意识道德当今社会生活中俯拾皆是的主导性消费现象通俗而夸张地表达出来。其二，鲍德里亚深受福柯微观政治的影响，他对主体在“超真实”的序列中被规训、被监控、被统治的遭遇进行查审。其三，左派思想家马尔库塞的技术政治对鲍德里亚思想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三，从哲学领域来看，鲍德里亚处于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兴起的时代，他对形式化工具主义的哲学追问有着从实体存在论走向主观化、意象化存在论的哲学指向。以此为前提，鲍德里亚提出了他独特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
　　在经济领域他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由生产性社会向消费性社会转变，传统的刚性需求被资本逻辑通过符号逻辑的装扮而带来的“欲求”消费所取代，消费由一种经济行为转换为影响大众的生产方式、社会关系、价值取向的一种世界观，资本的剩余价值生产与占有出现了新形式。其次，鲍德里亚从经济关系的分析上升到对当下资本主义社会幻化的新型政治统治方式的解读。在政治领域他看到的是，权力的幻化与意识形态的幻化相叠加，政治主要通过意识形态的幻化而潜移默化地实现“理性的狡计”，传统的国家合理性、合法性的论证被一种新型的、抽象的、萦回的符号、拟真、媒介、影像等政治学解释文本所遮蔽。在经济与政治追问的基础上上升为哲学思辨的存在论追问：生产性社会被消费性社会所替代后，物的体系被消解与重构，一切规定正在消失，意义世界重新理解，因而，哲学关于一切客观性存在的追问消融在形式化的逻辑符号之中。
　　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既有合理性又有局限性。其合理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立足于20世纪后工业消费社会的感性确定性前提下，对西方学术界所盛行的文化工业批判、技术理性批判与心理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性继承；其二，他顺应了现代西方哲学的潮流，将哲学研究重心由理性转移到现实生活中来。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不合理性则表现为它宣称生产性劳动已经终结，它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劳动价值论的批判是建立在鲍德里亚对马克思误解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有其抽象性与片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