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作为当代小说的重镇,倍受评论界的瞩目和关切。在汗牛充栋的研究文章中,周、秦、汉、唐深厚的文化积淀和黄土地莽阔浑厚的地理环境,一直被评论家认为是陕西文学兴盛的缘由。在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的盲从中,这似乎已是颠扑不破的“铁律”。然而深入到陕西作家的内心世界,仔细阅读他们的作品,我们会发现,以秦腔为代表的地域文化和独特的“愣娃”人格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更大一些。当然也有以周、秦、汉、唐为代表的“长安文化”的影响,但我们以往的研究往往不是言过其辞,就是喧宾夺主。一定的文化景观、自然地理条件制约着人们的生活、生产和思维方式,相应的形成一定的文化形态。而这种文化形态一旦成熟和定型,就会成为人们生存环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渗透到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果这种文化形态具有强大的磁力,它甚至会比原有的文化景观和自然地理条件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更大的影响。陕西的秦腔和“愣娃”人格文化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陕西作家自觉的本土文化意识,自尊和自强的文化精神,很大程度上是秦腔和“愣娃”人格的馈赠。被评论家津津乐道的“三秦”文化,具有地域文化和超地域文化的双重品格。“三秦”文化中的“长安”文化,既是中华文化,又是地域文化。而且“三秦”文化还有如秦腔、信天游、眉户、秧歌、汉调桄桄等只属于“三秦”的本土文化和民族文化。好多研究者只注意前者而忽视了后者。我们从“三秦”文化入手研究陕西当代文学时,就必须弄清楚“三秦”文化的那部分对陕西当代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实际上,陕西本土的民俗文化对陕西当代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远非一些学者所重视的周、秦、汉、唐等“长安文化”可以比及。不可否认,周、秦、汉、唐等“长安文化”点染了陕西当代小说厚重的气氛,但这大多是在作家成年之后才注意到并有意追寻的,民间文化的溪流在作家的成长中已经润物无声的进入他们的血脉。例如,“白鹿”传说和“关学”对陈忠实的影响,“信天游”对路遥和高建群悲剧性格的塑造,秦腔给贾平凹、陈忠实艺术上的滋养。多数学者在研究陕西文学时,往往是戴一个文化的大帽子,这不仅有操作上的便利,还有一些得到普遍支持的理论预设,结果往往连眼睛和眉毛都遮盖住了,只能得到一个懵懂模糊的印象,到头来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凭揣度,想当然,就隔靴搔痒,妄下论断,不是非妄即讹,就是南辕北辙。对于陕西作家“白杨树派”和“羊肉泡馍派”等五花八门的命名,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说只有回到秦腔等民间文化,回到“愣娃”精神,再综合周、秦、汉、唐为代表的“长安文化”的影响,才有可能对陕西当代文学进行准确到位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