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平安朝时代(794-1192)的文学是日本古典文学中大放异彩的一页,女性为创作主体的王朝文学更是绚丽多彩。中层贵族女性们在脱离政治的封闭空间内,用假名散文形式鲜明描述自我情感与人生样态的“女性日记文学”系列作品诞生。女性日记文学不仅助推了平安文学的繁荣,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世界古代文学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存在。成书于10世纪70年代的《蜻蛉日记》被誉为女性日记文学的嚆矢与代表作,作者藤原道纲母出身于地方官阶层的中层贵族,具有极高的和歌造诣与文学素养,后与上层贵族藤原兼家结婚并生有儿子藤原道纲,故被称为藤原道纲母。藤原道纲母采取融合和歌在内的日记体散文形式,叙写了自己自天历八年(954)至天延二年(974)21年间的婚姻经历。文本分为上·中·下三卷,内容基本被统一在道纲母与兼家感情处于虚渺(はかなぃ)不稳状态的主题意识之下。《蜻蛉日记》#12自然现象“阳炎”之似有若无的虚幻意象,与主题相呼应。《蜻蛉日记》对其后出现的女性日记文学作品,以及后世的物语文学、私小说都有着深远影响。本论文绪论部分,首先对日本平安时期日记文学及《蜻蛉日记》的作者、作品内容、作品题名等做了解析,然后对先行研究做了梳理与综述。纵观己经取得的研究成果,中国学界目前对日本日记文学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日本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但实证性研究与社会历史研究依然占据着研究方法的主流,近年来逐渐呈现对文本自身的关注。对《蜻蛉日记》叙事方面的先行研究中,已有少量成果涉及到文本的第一人称叙事、作者与人物的区别等叙事表现,但未对现象背后的叙事理论做探讨,研究也缺乏系统性,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因此,利用叙事学理论对《蜻蛉日记》进行文本细读,能为日本平安朝日记文学的研究提供新视角与新方法。本论文在吸收己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蜻蛉日记》的文本细读,援用西方叙事学、比较文学、文体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理论,从文体形式、交流模式、时间特征与空间形态等方面探析《蜻蛉日记》文本的叙事艺术,并兼与同时期其他日记文学作品、记录性日记、随笔文学、物语文学等做了关联性比较。力求微观上对主要分析对象鞭辟入里,宏观上兼顾日记文学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叙事特征。第一章主要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从假名书写、散文体与韵文体并融的文体语言形式角度,分析《蜻蛉日记》如何从应用性日记发展为文学性日记,并成为女性日记文学的开山之作。日本日记文学在汉文日记的基础上发展而成,因此第一节首先溯源日本古代的记录性日记,梳理了男性日记到《蜻蛉日记》的发展脉络,并对纪贯之假托女性所作《土佐日记》在日记到女性日记文学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以及《蜻蛉日记》如何体现日记记录事实的真实性与文学艺术的虚构性作了分析。第二节探讨《蜻蛉日记》叙事文体中和歌与散文在叙事上的功用与效果,以及作者藤原道纲母为何选择日记体散文的形式来表述自我。汉文日记的流行、和歌盛行下培养起来的贵族审美情绪与文学素养、假名文字的出现、物语文学的启发、散文文学的发展,为《蜻蛉日记》的出现与日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文学土壤。《蜻蛉日记》的诞生,更源于创作主体内在的那种对生命主体性与自我意义的探求。《蜻蛉日记》作者最终借助日记的形式,将生活中的和歌、信件、纪行、记录性日记等作为素材,以假名散文与和歌韵文并融的文体语言形式进行自我表述。《蜻蛉日记》中的和歌承载了人物的情感,增添了文学色彩,散文体则促成了叙事的完整性与连贯性,和歌与散文合力生成了独特的文学表现形式,成为书写主体抒发私人情感的载体。第二章剖析《蜻蛉日记》叙事交流的情境模式,包括叙述者人称、叙述视角问题。第一节针对先行研究中通常模糊日记文学作者、叙述者、人物的现象,首先厘清叙述主体与被叙述对象之间的距离,界定“说者”。《蜻蛉日记》属于作者讲述自我故事的真实叙事,叙述者道纲母是真实作者在执笔写作时的分身,作者是作品中叙述声音的真正来源。《蜻蛉日记》尽管以“某个人”开篇,通常被认为是第三人称叙述,但笔者分析认为属于隐性的第一人称叙述模式,并分析了回顾性叙事中不同时期的“我”的重合与分离。作品中的人物是作者创作时有意选择、塑造的婚姻不如意的贵族之妻形象,是真实作者的一部分,但不能完全等同,故本论中用“道纲母”(藤原道纲母)、“我”来指涉人物,与“作者道纲母”加以区分。《蜻蛉日记》因为和歌技巧的运用、“序”与“跋”的存在、少量向读者倾诉的语言表述等,通常被视为作者预想到真实读者而创作的表现。笔者论证发现所谓读者意识表现,是源于存在“隐身听者”的叙事策略,是作者为掩饰自我告白而采取的一种文学手段。作者设想的能够理解自己的“读者”,是作者藉由“隐含作者”透露出的“隐含读者”意识,是无形的,并非真实读者。《蜻蛉日记》话语表面上具有对他者倾诉与自我对话的双重交流模式,实际上对他者的倾诉还是源于希望自我心情能得到释然与慰藉,归根到底还属于作者的内心独白,自言自听。第三章探析《蜻蛉日记》叙事中的时间问题。从话语时间对故事时间的承袭与错位两个层面,和历史的线性时间、自然的循环时间、内在的心理时间三个维度,探索《蜻蛉日记》作者如何在时间流中展现、拼接自己的人生经验与履历。《蜻蛉日记》自兼家求婚的正文部分起,基本依循着故事时间的自然时序推移事件进展,叙事时间具有线性的纵向延伸性。同时,每年的叙事又以春始冬终,昼夜更替、草木荣枯、四季流转的循环与不可逆转的线性时间并置交错。外部的历史与自然时间却都隐藏在故事中人物的感情主线之下,叙事时间又出现插叙、倒叙、概述、减缓等细部的时间“变形”,使叙事具有节奏感。心理与现实、回忆与现在交叉,构成了《蜻蛉日记》多重的叙事时间维度。不止《蜻蛉日记》,其他的女性日记文学中也有明确的月历或日历的历法时间标识,这成为它与同为非虚构文学的《枕草子》等随笔文学的显著不同之处。女性日记文学中的时间不仅为故事发展提供时间背景,还起到了将和歌、书信、纪行等零散的素材与叙事相衔接的作用,文本由此呈现出内容的连贯性与主题的约束性。第四章考察《蜻蛉日记》叙事中的空间形态与叙事功能,这在先行研究中较为薄弱。主要从故事中实体空间的位移,以及梦境、“雨”意象所映射的心理空间两个层面做了探析。《蜻蛉日记》属于非虚构叙事,作品以作者道纲母的生活经历为情节建构,因此对文本中空间问题的分析,离不开作者生存的实体空间。首先结合时代背景,分析了《蜻蛉日记》中体现的平安京这一地域空间的光与影,然后具体分析“我”的空间转换与叙事主题、叙事时间等的关联。女方在自家中等待男方造访的走婚制与一夫多妻的婚姻状态下,夫妻间感情距离的远近与空间距离成正比。故事中当兼家对“我”情浓意切时,“我”便搬至离兼家较近的府邸;相反感情出现隔阂时,“我”便远离兼家的住处;最终在夫妻感情名存实亡的状态下搬至京郊广幡中川的父亲处,从此夫妻不再相见。居无定所,加重了生活中的不安,婚姻的状态一直处于序文所言的“(?)”(虚渺)状态。当陷入与丈夫的感情危机而无助苦闷时,闭足于“家”中的道纲母,只有通过不断外出参诣神社、拜访寺院来逃避“家”中的哀愁,试图通过寻求神灵相祐,以及在外部的自然观照中短暂地舒缓身心。心理空间中,虚幻的梦境谕示着前世与今生,而现世的雨境又为人物回忆与沉思提供了虚化的封闭空间,对梦境与雨境叙事态度的不同,映射了作者执笔时不同时间轴的心境历程。故事中道纲母与丈夫感情稳定时,道纲母无意于参拜神佛,雨也只是为故事发展服务的客观“自然雨”;当陷入与丈夫的感情危机而无助苦闷、思念的丈夫不在场时,雨就变成孕育凄凉与孤寂的“哀怨雨”,她只有寄希望于神佛,希望自己的虔诚感动神佛在灵梦中给自己谕示;当道纲母对丈夫失望、对灵梦表示怀疑时,丈夫兼家、外出参拜、灵梦等的叙事都逐渐从日记文本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身边的自然、日益成人的子女以及自己的人生感悟,“雨”也变成可以静心沉思的“宁静雨”。故事中道纲母在俗世的家中与神圣空间的寺院、神社之间往返,地理空间与心理空间相互关联与渗透。结论部分对《蜻蛉日记》的叙事特征做了总结性概述。文学创作与研究所关涉的,无非是世界、作品(文本)、作者与读者四个要素,而作品中的故事又离不开人物、事件、时间、空间等要素。本论文对《蜻蛉日记》的叙事研究涵盖了作品外部的社会文化语境、被经典叙事学排斥在外的作者与读者、以及文本内部的时态、语式、语态等问题。作为贵族女性的作者藤原道纲母,闭居在帷幔遮掩下的“家”中或者偶尔参拜的寺院内,回顾往事、关注自我、观照自然,以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在文本的世界抒发着私人的情感与思悟。《蜻蛉日记》作者将偶然的、分散的人生经历以融合和歌在内的散文形式表达出来,以时间连续的形态从内部统合,并运用文学手段对场景、时序等适度调度,对素材进行取舍整合。《蜻蛉日记》既具有应用性日记的纪实性、时间性以及私人日记的私语性,又因为回顾性叙述、“隐含听者”的存在等体现出独特的文学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