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对外贸易日益活跃。在1981-1989年之间，我国对外贸易逆差平均每年为41.72亿美元，2008年我国贸易顺差2954.7亿美元，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我国不仅扭转了贸易逆差的局面，而且使贸易顺差达到了接近3000亿美元的峰值。巨额的贸易顺差，使得人民币汇率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在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普遍认为：中国对外贸易收支持续保持大幅度顺差的原因，是由于人民币人为地被低估了，低估了的人民币使得中国在与西方贸易交往过程中保持了不正当贸易优势。特别是近几年，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断增大。可以说，这种压力是促使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据统计，按照2005年汇改当日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8.11来计算，至2011年为此，人民币对美元已经升值超过20%；但是，要求人民币继续升值的呼声并没有因此而减弱。因此，人民币汇率问题自中国对外贸易存在巨大顺差以来，一直是最热门的研究话题之一。研究人民币汇率均衡、相关特性及其对其它经济变量的影响，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同样，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构建新模型，创建多重复合协整技术（MICCT）计量方法，运用ARFIMA-FIGARCH、VAR-GARCH-BEKK等前沿性计量方法，对人民币均衡汇率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研究发现：第一、运用多重复合协整技术（MICCT）研究人民币汇率长期均衡问题最为合理，多重复合协整技术（MICCT）不仅能捕捉某个对人民币汇率有长期影响的未知影响因素，又提高了人民币汇率长期均衡失调pm时间序列的稳定性检验水平，运用多重复合协整技术研究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均衡问题较为合理。从实证的结论可以看出，在样本时间段内，人民币汇率确实发生了结构突变，结构突变点发生在人民币汇率剧烈变化的时间点上，表明对汇率生生剧烈变化的外部经济因素对人民币汇率有着长期影响，也就是说，在运用BEER模型研究人民币汇率长期均衡问题时，应该在模型中加入中国元素，特别是具体的外部经济因素不容忽视。研究结果还表明：在样本时间段内，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显著的低估现象，人民币实际汇率偏离长期均衡水平仅为0.012％，远远小于国外认为的人民币汇率低估约40%的水平；且从2009年4季度以来，人民币汇率基本处在长期均衡汇率水平，并有逐渐高估的趋势。第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及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时间序列的自相关函数图以及R/S检验，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及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的均值过程（一阶矩过程）均存在显著的长记忆性特征。因此，差分自回归动平均模型即ARIMA模型难以准确刻化与描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及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均值的动态过程，运用分整自回归动平均模型即ARFIMA模型进行刻画较为合理。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的ARFIMA模型的残差存在异方差现象，因此，运用ARFIMA模型用以刻画与描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存在明显的不足。但无论是ARFIMA模型及R/S检验，均无法否定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存在长记忆效应。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及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的一阶矩过程的长记忆性特征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及其对美元双边汇率存在一定的粘性、其走势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一些突发的外部事件对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及其对美元双边汇率将产生长期的滞后影响。通过对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建立ARFIMA-FIGARCH与ARFIMA-FIAPARCH-M模型发现，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时间序列不仅存在长记忆性，其波动也存在显著的长记忆性，也就是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存在“双长记忆”特征；表明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当前水平及当前波动性水平都依赖于自身较长时期的历史信息；同样，其当前水平及当前波动水平也将对未来较长时期产生影响。第三、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对国内物价水平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国内物价指数上升0.117个百分点，而人民币对日元汇率相对于美元汇率影响作用更小，传递效应更低。由于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行的是人民币盯住美元的外汇政策，且美国是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大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化会较为显著地影响我国国内宏观经济变量；而人民币对非美元的双边汇率由于上述原因，显然不会像美元那样敏感，传递效应与其相比较小。从实证研究的结果来看，人民币汇率系数均明显小于1，表明人民币汇率不存在完全的传递效应。同时，从三个均值方程中的汇率系数的统计显著性来看，无论是人民币名义汇率、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还是人民币对日元汇率我国国内消费者物价指数均不存在明显的价格溢出效应，因此，通过人民币对外汇率升值的方法，难以达到抑制国内消费物价水平的目的。人民币名义汇率、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以及人民币对日元汇率均呈现出一定的的波动溢出效应；但从其数值的大小来看，要大于三者的均值溢出效应，表明人民币汇率与国内物价水平的一阶矩相互影响较小，但两者之间的二阶矩具有一定程度相互影响作用。总的来说，人民币汇率对国内物价水平有一定的影响，它们之间也存在波动溢出效应，当然也有一些其它因素影响了汇率对国内物价水平的价格上的信息传导，如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浮动区间管制、我国的外汇管理制度等。第四、贸易收支、人民币对美元双边实际汇率、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美国对外总进口额以及经济结构5个变量之间确实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从协整方程可以看出，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与我国贸易收支呈同方向变化，表明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上升，即人民币对美元贬值，我国贸易收支得以改善；同时，从脉冲响应函数来看，短期内，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与我国贸易收支并没有表现出“J曲线”效应，但长期内，两者存在协整关系；从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来看，两者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这就表明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并不是我国贸易收支变化的统计上的原因，以逼迫人民币升值达到平衡贸易的目标注定难以实现。我国的经济结构与贸易收支之间也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两者呈同方向变化，从脉冲响应函数来看，经济结构才是中美贸易顺差产生的重要原因。由于要素资源禀赋及产业层次不同，中美两国经济在很长时间内都具有较强的互补性。由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强，美国对中国的许多出口商品在美国都存在管制，也就必须产生中美贸易顺差现象，美国不改变对华出口政策，无论如何逼迫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可以预见这种贸易顺差将会持继下去，因为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中美贸易结构性问题。从脉冲函数来看，对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作一单位的正向冲击后，在脉冲期内，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呈现正向效应，表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越小，也就是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第一产业产值越小，非农产业产值增加，表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有利于促进我国非农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向高级化1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