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在近代艺术中出现了问题。文学形式发展了一种独立于其机制和和谐性的第二性能，人们不再把文学看作是一种具有特殊社会性的流通形式，而看作是一种自身一致、深刻和充满隐秘的语言。语言不再是一种不成问题的简单的表达工具的媒介，不再是透明的，通过它我们不可能看到物质或精神世界，也不可能顺利地交流，这就造成了古典写作的破裂，使文学变成了语言的问题。 针对这种语言危机，现代主义作家发展出种种不同的语言应对策略，按照巴赫金的观点，这些语言意识和策略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主要是发生在诗歌领域中的语言乌托邦意识和策略，另一种则主要是发生在小说领域中的现实主义杂语意识和策略。 语言的乌托邦策略实际上是希望能克服现代语言的分化，重建一种理想而又惟一的语言，一种上帝式的语言，具体表现就是建立一种专门的、理想的诗歌语言，其极端就是破坏现有的语言符号，创建一种新的语言符号。而现实主义的杂语策略既不破坏现有的语言，也不有意违反、偏离现有的语言，而是把现有的各种语言看着是观察、理解和表现、评价现实的独特角度和方式。 现代主义艺术从语言的乌托邦角度去看，往往是内省的、封闭自足的，类似于不及物的诗歌语言，而杂语意识却是开放的、及物的。但是，这两种语言观或理想最终都涉及到一个核心问题：文本的意义是来自作者还是文本、语言自身，文学研究的中心是作者还是文本。 巴赫金是以探讨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来分析这一问题的。在巴赫金的作者和主人公理论中，作者一极被认为是形式的、审美的，而主人公这一极则被认为是认识的和伦理的、非审美的。当巴赫金偏向于美学时，他就特别强调作者的全方位的外位性。因为只有作者的这一相对于主人公的他者的外位立场，才能获得从形式、审美到认识和伦理的全方位的优越地位，并因此把主人公塑造成一个无论是外形还是内在精神都已最后定形的完整的艺术整体，成为一个作者在其外位距离中观照的审美对象。当巴赫金偏向伦理学的时候，他就偏向于主人公，同时也完全否定了作者在认识和伦理上相对于主人公的外位性和优越地位。这时候，作为有着认识和伦理自由的作者和有着同样自由的主人公之间是一种我—你式的在场的面对面的对话关系，而不是我—它/他式的不平等关系。但不管是偏向美学的还是偏向伦理学的，作者的地位都受到质疑，文学的研究对象都转向了作品。偏向美学时是以审美和生活的分界以及审美的独立性来强调作品的独立性和自足性，从而将作为人的作者逐出文学研究中心领域。偏向伦理学时则以我一一你间的人际对话关系动摇传统以我(作者)为中心的文学研究模式，将作为语台‘形象的对话置于中心地位。 这样巴赫金把理论研究中心定位在作品上，而不是作品之外的作者。复调小说不是以塑造典型人物为已任，而是通过对话塑造语言形象，巴赫金所着重研究的是对话性的语言形象—双声语。语言形象的核心是语一言的自我意识。所谓语台‘的自我意识，指的是语言不仅仅满足于作为不成问题的顺手的交际和表达的手段和工具，同时还是语言自身加以描绘和探讨的对象，这种自我意识的目的是为了探索语言本身的潜力。小说中将不同语言看作是同等重要的探索语言表现思想、感情和现实的不可替代的独特视角和方法体系，这种语言意识就是一种杂语意识。它认为所有的语言都是观察和理解世界的独特视角的方法。在巴赫金的理论体系中，语言的自我意识实际上是对语一言中各种杂语如何观察理解现实、建构思想世界的探索，而不是诗歌领域中的语言乌托邦所认为的那种把语言当作语言的自我意识。在巴赫金那里，杂语是及物的。 这样巴赫金透过双声语，进一步考察了双声语后面的说话人及其思想世界，将语言连同语言中的思想作为描写对象，使之成为语言的形象，作为小说研究的中心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