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是20世纪已经取得经典地位的重要作家,关于他的艺术理念、艺术形式、艺术手法,及作品中的伦理道德内涵、形而上含义等的研究均己充分展开,构成了约九十年的纳博科夫批评史。综观国内外的纳博科夫研究,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及体现出来的研究趋势,会发现当下艺术批评与伦理批评并重的趋势更多只是将二者简单的叠加与并列,并未对“艺术性”与“伦理性”在纳博科夫作品中的复杂关系进行揭示,也未从这个角度对纳博科夫的创作予以深度考察,而明确二者在纳博科夫艺术中的特殊关系对于理解纳博科夫的艺术发展与艺术世界是非常重要的。实质上,纳博科夫艺术追求中的“艺术性”与“伦理性”在表面上是互相冲突的,且二者的冲突性对其艺术创作有重大影响;但拂去表面上的无法兼容,进一步考察纳博科夫艺术的深处,又发现二者实质上是结合的、相通的、协调的。纳博科夫独特的艺术理念与伦理观念是论题展开的基础。纳博科夫曾对其时代公认的经典或理论进行过直截了当的指摘,从而引起激烈争论,这些具具有强烈个性特征的“不同”或“反对”正是理解纳博科夫艺术理念和伦理观念的切入口。通过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就纳博科夫“创作上的非俄罗斯性”、“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的质疑”、“对弗洛伊德学说的反对”、“对《唐吉诃德》的批评”等问题进行深度辨析,可以归纳出纳博科夫颇为矛盾的态度与主张:一方面推崇艺术至上,为此极力反对作品中的思想灌输与道德说教,但更深层次上又具有强烈的伦理关怀与道德意识。纳博科夫推崇艺术至上、反对道德说教的强烈主张对其本人的艺术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纳博科夫认为道德说教不同于伦理关怀,作品中任何说教气息都将“分散”和“毒害”他极为看重的艺术的自山属性。对艺术自山的强烈追求促使纳博科夫不断突破自我与传统,包括题材方面对“自我”有意识的摆脱与超越,艺术形式与技巧方面不断的变化与创新,价值判断方面(包括伦理道德与美学价值)作者立场在文本内的悬置等。纳博科夫艺术发展上的这种趋势在最早期的三部长篇小说《玛丽》、《防守》、《王、后、杰克》中即有清晰显现;《天资》一作是纳博科夫最后、最重要的俄语长篇作品,标志着纳博科夫在艺术自山之路上的一次关键性蜕变;进入英语时期,纳博科夫艺术上的思考己然成熟,也最终形成了典型化的个人风格,在《洛丽塔》、《普宁》与《微暗的火》中,从“富有争议的题材”、“走向反讽”、“变化多端的形式”三方面可明确看出纳博科夫对艺术自山的追求永无止境。在排除了说教意味之后,纳博科夫作品中艺术与伦理二者实质又是相通的、协调的。关于艺术的伦理维度,纳博科夫的具体主张可以“越艺术越道德”予以概括。纳博科夫认为,真正的艺术天然地具备伦理功能、道德力量,但艺术家一旦心有旁骛,则不但无法实现伦理功能,就连自身的立足之本(艺术性)也一同失去。因此优秀的艺术家只有一个目标需要考虑,就是创作出真正的艺术品。纳博科夫在作品中有意塑造了大量次级人物,显示出他对普通人、小人物非同一般的伦理关怀,但这并非是平铺直叙直接表达给读者的,而是模仿现实生活的真实状况,以主人公的忽略与发现为例,号召读者的好奇心与关注力。纳博科夫作为艺术家,对日常生活中的“常识”与“媚俗”大加挞伐,但是他本人却从家庭、婚姻生活中汲取到无穷的智慧与温情,令他面对“日常生活”本身时常怀反思与敬畏之心。纳博科夫作品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母题,他在作品中安排大量情节下的情节供好奇的读者发现,最终目的是训练读者在现实生活中的“发现”能力,以确认世界、人生的精妙与美好。总之,表面上艺术的自由属性与说教功能在纳博科夫作品中无法并存,但深层次上纳博科夫又认为越是自由的艺术,越容易与自由的道德相沟通,因此在艺术自由之中赋予了伦理维度的追求,使得其艺术兼具艺术性与伦理性,正如同一条密码中同时携带了两条重要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