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不仅各自都表现出了明显的集聚，甚至出现了协同集聚现象。从服务业和制造业互动的角度深入探讨产业协同集聚发展的机制及其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系，进而探讨协同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就显得很有必要。本文首先从2005年长三角地区人口、制造业从业人员数、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和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数的累积分布出发，分析了它们的区位分布情况，并分别计算出各区位基尼系数，借助统计学列联矩阵，证实了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存在协同定位的现象，进而构造联立方程计量模型检验协同定位现象及其决定因素。协同定位本质上是一个静态的过程。动态来看，协同定位最终导致协同集聚。因此，接下来本文从协同定位现象转向协同集聚，一方面从产业经济学的视角寻求协同集聚的理论解释，另一方面从空间经济学的视角探讨协同集聚的理论解释，为进一步研究经济一体化与服务业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关系，外商直接投资与服务业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关系，以及服务业制造业协同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打下一定的基础。　　 其次，本文从服务业制造业协同集聚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出发，通过对产业地理集中测度的考察，构建了服务业制造业协同集聚的新测度。同时，通过引入地理权重构建了代表经济一体化测度的市场分割程度指标.在此基础上，通过从1985～2005这20年选取有代表性的5个年份对28个省份和地区构成了面板数据。统计分析表明，所有的省份和地区的市场分割程度都出现了显著减小，这意味着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而且，大部分的省份和地区都经历了明显的服务业制造业协同集聚过程，表现为各省份和地区的制造业集聚引发了其邻近地区的服务业集聚程度的上升，而除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珠三角和渤海湾地区等经济发达地区之外，各省份和地区的服务业集聚引发其邻近地区的制造业集聚程度则在逐渐下降。和制造业的M函数联系在一起看，这意味着中国大部分地区近20年的服务业制造业协同集聚过程表现为服务业追随制造业，而不是制造业追随服务业，但长江三角洲地区、珠三角和渤海湾地区等经济发达地区已经率先脱离了这种传统趋势，表现出制造业追随服务业，而不是服务业追随制造业。计量检验的结果表明，经济一体化和服务业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确存在协整关系，且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表明统计结果暗示的长期均衡关系的确存在，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可以拒绝经济一体化不是服务业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原因的零假设，即近20年中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确带动了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协同集聚，而且推动了制造业围绕服务业的集聚。　　 再次，本文揭示了服务业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另一个动因--外商直接投资。首先，以分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统计数据揭示了服务业制造业协同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相关性。然后，构建了服务业制造业协同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的计量检验模型。基于面板数据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显示，服务业制造业协同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确实存在相关性，外商直接投资集聚程度较大的地区，其服务业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程度也越高。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显示，可以拒绝外商直接投资FDI不是协同集聚测度的Granger原因的零假设，这证明了外商直接投资和协同集聚之间存在因果联系，而且是外商直接投资推动了服务业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一体化对于协同集聚都有显著的正效应，但经济一体化对于协同集聚有更显著的正效应，即经济一体化对于协同集聚更具有决定作用。　　 接下来，从新经济地理模型出发，根据局部溢出模型和全局溢出模型原理，本文提出服务业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的假说.然后，基于空间经济计量模型的原理，针对经济增长文献中的β收敛、σ收敛，采用其空间经济计量的版本，引入服务业制造业协同集聚测度作为解释变量，重新检验了区域经济的β收敛和σ收敛假说。计量检验的结果表明，服务业制造业协同集聚程度越高的地区，其真实人均GDP的增长率和真实人均GDP水平也越高，说明服务业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确促进了区域的经济增长。与前面的分析结合起来，至此本文为服务业制造业协同集聚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中观环节假说提供了依据。　　 最后，本文研究了服务业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区域经济政策含义，特别是对基础设施服务对制造业及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从新经济地理模型出发，阐述了基础设施政策的效应；然后，从服务业制造业协同集聚出发，对各区域基础设施存量进行推算，并以基础设施为解释变量，以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单位数为被解释变量，检验了基础设施服务对制造业专业化程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引入反映区域间经济相互影响的地理权重矩阵，考虑基础设施政策的非线性效应，对基础设施溢出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基础设施溢出的非线性效应的确存在，在经济增长率与基础设施拥挤程度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从而为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个参考。针对城市化与协同集聚的关系，面板数据模型检验的结果表明，城市化水平的确对经济一体化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有正面的促进作用，因此，推进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将通过提高经济一体化水平，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带动服务业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最终促进区域经济增长。